知识青年”们大规模地涌入北大荒，正是在肖复兴们怀抱宏伟想法，揣着天安门照片启程前往荒原的那一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报道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真正无需说服的正是青年。后来成为作家的肖复兴说，“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可笑”。
肖复兴回忆，自己为了能够加入赶赴北大荒的青年行列，几乎接近所能。同样回忆起自己年少奔赴北大荒的作家陆星儿说，“序幕的时间背景是1968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又一次搅动了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恰恰是一个极容易被口号鼓舞的热血青年，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回到家，面对已同意哥哥、姐姐去新疆支边的母亲，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古诗，他们姐弟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前赴后继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当初讲故事的那幕情景了，是天真可爱，还是天真可笑？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青春年少不怕山水迢迢，古时的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浪漫被新的建设的浪漫取代。“整个十里长街所有的家庭都开始忙活了起来。家家都在那儿杀鸡剖鱼——家长们希望子女把好饮食吃个够，丰盛的饭席上却弥漫着惶恐的气氛，放佛孩子们再也吃不到好东西了。家家户户哭声恸地，长辈们悲切的情绪让孩子们感到不满：我们马上要去迎接火红的青春，你们没来由哭什么？真是一群思想落后的小市民。”作家郑九蝉写道。
同一时期的西方，1968年的反叛浪潮席卷了整个青少年，从巴黎到华盛顿。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抗让全世界瞩目。它最终导致了总统戴高乐宣布议会解散，重新选举。在美国则盛行着摇滚乐、大麻、罢课、游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渴望品尝“革命”的滋味儿，就好像他们去尝试性爱与毒品一样，他们想要尝个鲜。林登·约翰逊从白宫出来，让司机绕着广场转了一圈，他说，他想看看嬉皮士们，美国年轻的一代。而尼克松则说：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很贫乏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
被无数青年视为精神领袖的披头士乐队在1968年发行了《白色专辑》，这张双碟长篇中，约翰·列侬写了一首歌《革命》：“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在中国，毛泽东则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概当时没有比毛泽东更受本国青少年爱戴的政治领袖了。没有人要求这些为理想而激动的年轻人，“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据说当年有2000多万的年轻人从城市奔到边疆和农村。梁晓声说：“我认为他们是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黑龙江作家贾宏图在《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中，将这些故事称为“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
关于北大荒和知青的故事已经被无数人叙述和阐释。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亲历过北大荒开荒或者亲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且，他们大多数也都是最终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留下的，才是默默无闻的一代人。青春的虚掷和对人的浪费是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事实已然如此，或者，那段青春毕竟已经燃烧完毕。
他们活在保尔·柯察金的世界，想像要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和辛劳把自己锻造成钢铁。1969年来到北大荒的杭州知识青年孙文珍在1989年病逝时，留下的遗言是：妈妈，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拿到北大荒。195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包括吕士恒在内的南京农学院学生写给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信：“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我们立志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干上一辈子！”
“（北大荒）已经开垦的三千万亩土地，每一寸土地上都浇灌着我们的汗水，甚至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