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学大寨。一个新中国农民所能获得的荣耀，在这一刻达到顶峰。但是陈永贵不能预料到的是，这才仅仅他和大寨所获得的殊荣的开始。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精明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早期短暂的迷惘之后，陈永贵迅速掌握了主动权。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另一位山西省劳动模范李顺达抵达山西，同另外一些劳动模范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联合声明，开始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陈永贵佩带着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开始出现在各个造反派云集的场合。这一年2月6日，《山西日报》的头版显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
接下来，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他从一个毛泽东接见过的农民代表，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成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的头面人物和整个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58岁的陈永贵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继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俨然成为整个中国的农民领袖和农民的代言人。
但是此时陈永贵的一些言行已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有意见。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宣布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为不受欢迎的人，把山西分社派驻大寨的记者赶出去；同时，要求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去大寨。”
陈永贵在政治也益发激进，或许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那种彻底的集体制经济。但是为了维护陈永贵和大寨的颜面，大寨却不得不在1973年谎报了收成数目。
但是那些对陈永贵和大寨提倡的农业经济模式存有疑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陈永贵个人在道德上仍然几乎无懈可击。他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新华社当时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陈永贵一年，他发现在1971年，已经贵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陈永贵参加劳动不少于150天。
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太太和孩子仍然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正本人也没有城市户口，也要在大寨挣工分。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大寨的干部都要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然后给陈永贵捎去。
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他曾经和张春桥反目相向，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宠爱让他安然无恙。他和毛泽东的继承者华国锋的关系也亲密无间。华国锋去职，邓小平还曾经为陈永贵表态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
但是属于他和大寨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据说胡耀邦对陈永贵推行的大寨一套深恶痛绝，他认为很多形式化的仿照大寨的造田和水利工程仅仅是劳民伤财。而陈永贵为之大怒：“什么胡耀邦，我看是胡乱邦。”
接下来，安徽凤县小港村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靡全国。即使政治力量曾经全力推行的大寨模式，也没有承包责任制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推广开来。
1980年8月30日，人大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与此同时，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的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为陈永贵和大寨经验盖棺定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八年之后，陈永贵病逝。在他逝世前三天，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拒绝医生给自己用药：“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这位总是以包着白头巾、脸上皱纹纵横的形象出现的憨厚老农，终其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加给他的一个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从未想到，他和大寨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图形，可能正远离那个理想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