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标兵式人物。后来连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席胡志明也参与了对焦裕禄这个英雄的膜拜中。他使用“黎农”的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了介绍和赞扬焦裕禄的文章《中国经验》。
今天重新阅多穆青的《焦裕禄》，至少在文本上，它已经不能给人任何惊喜。这篇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注定只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经典，在今天来看，他使用的笔法、叙述手段和语言都已经陈旧过时，充斥着中国未开放之前的陈词滥调、夸张的情感和过多的政治套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庞大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任何英雄人物一样，焦裕禄被写成一个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在道德上占据着制高点，同时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使用毛泽东的著作作为自己管理智慧源泉的人。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惟一的缺点就是不爱惜自己。穆青使用的语言也给人过于夸张的感觉，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想要传递的情感太不真实。
但是它却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的一篇文章分析穆青撰写《焦裕禄》时的风险，说：“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但（穆青）他们发现，在写焦裕禄时，不能再作这样的强调，因为这不合乎这一采写对象的真实。”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啊。”《焦裕禄》一文的另一名署名作者冯健说。
另一个风险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穆青在自己的采访笔记中说他了解到的1962年到1965年的兰考情形，是“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后来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一段灾难描写，为焦裕禄到兰考埋笔：“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晚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紧接着一段就是：“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接下来是对兰考的描述：“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穆青的叙述也采用了塑造英雄人物时的最简单的技巧，先渲染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然后才能突出在同恶劣的环境抗争下人的伟大。“这样，穆青顶着压力，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兰考的灾情，而且，通篇未提阶级斗争。”
但是，在引起巨大影响的人物通讯发表几个月之后，穆青仍然被造反派打倒。新华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焦裕禄》中，编者在前言中写道：“于是，作品在博得广大读者热烈共鸣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来自两方面的不同反应，都说明这几篇作品触动了时代的脉搏，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这也说明，穆青和他的《焦裕禄》终于还是没有跳出好坏和黑白的二极世界。
而这篇人物通讯的结尾，几乎完全是道德的评判，而不是报道的口吻：“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心里！”
但是这种标语式的写作和庞大的宣传机器的结合，以及政府对英雄人物的需求确实让焦裕禄和兰考成为了中国人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需求是巨大的，无论是大众对于焦裕禄式干部的向往需求，还是执政党对他的官员在政治道德的需求。因此，每一次重提焦裕禄，都会引起众多人的反响。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几乎取代了汉代的宰相陈平和“江郎才尽”中的江郎江淹成为兰考的符号。2007年的时候，一则新闻说，兰考政府甚至希望能够凭借焦裕禄的吸引力，发展兰考的旅游业。在这里，焦裕禄是鲜明的，而兰考则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