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这正是认为中国仍然把研发核武器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家们担心的事情。他们对誓言即使当了裤子也要制造出原子弹的陈毅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在苏联专家撤出之后，“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
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已经毫无悬念，即使这个国家几乎已经不堪重负。它不仅仅是关于虚荣心或者面子的“争气弹”，它还能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上的一张王牌。它会让中国变成第五个有核国家，它能让全世界真正开始认真看待这个红色国度，然后开始跟它谈判。它也能够成为自立的标志，即使不借助外来的帮助，这个国家也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它燃起的蘑菇云会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入场券，至少在那时那个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中如此。
负责原子弹研发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张爱萍，开国上将，首任国防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攻占一江山岛的总指挥。张爱萍回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领到命令重任在身的张爱萍在一个月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核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张爱萍将原子弹研制完成的事件定在1964年，“1964年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只是实现它的前提是倾尽国力的支持，这也正是为何国务员总理周恩来负责原子弹研发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原因，只有国务院总理才有权力和威望来协调各个部门，给予聂荣臻和张爱萍想要的支持。
后来，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所著的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据国防科委当时的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各工业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偕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偕同攻坚的局面。”尽管语有夸张，但这些最后汇集在罗布泊的努力最终带来了惊人的效果。
三年之后，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如今，当年的原子弹试爆基地早已荒弃。当游人们驾车前往罗布泊，游览这块当年的绝密基地时，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漠黄沙，和矗立其中的断壁残垣。连绵的房屋没有屋顶、没有门窗、墙壁屹立，但也已经残缺不全。墙壁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刷下的大字：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或者一心为革命。如果仔细寻找，运气好的游客或许还能找到当年留下的弹壳。
那些曾经在这里浸淫数十年的人们早已离去。他们中有的已经名满天下，但是却仍然经历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的事。
1985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他们谈到了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奖金人民币10元”。杨振宁大吃一惊：“不是开玩笑吧。”这时候邓稼先说话了：“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原来，1985年时，经过中央专门批准，决定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颁发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但是如何分这笔钱却让拿到奖金的领导很头疼，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话说：“当年那么多人抛家带口的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于是，受奖的机构自身又拿出了了十几万元，然后，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给有功者。分到邓稼先头上，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正好是20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