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推进；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后最重大的国事活动、阅兵和庆典就都在这里举行。1959年8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则是新政权权力的象征，历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和重大国事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是因为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被当成一条政治意味极浓的街道。几乎每天都有人群聚集道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护卫班举行的升旗和降旗仪式。当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之后，无数人买票登上天安门城楼，模仿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拍张照片；新富起来的企业家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和会议，享受以往只有国家政治领导人才能享受到的环境和美食。
长安街上的大规模修正建设几乎从没有停止过，50年代长安街沿线建成的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内贸部办公楼、北京饭店西楼等建筑。接下来的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倒是停滞了，但这只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停滞状态。随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每一次北京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方案的修改，长安街的规划和建设也都要随之调整。1980年代沿长安街建成了中国工艺美术馆、民航营业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北京音乐厅、中国社科院、国际饭店、国家海关等。1990年代建成的知名建筑则包括长安俱乐部、中粮广场、恒基中心、交通部、东方广场、国际金融大厦、中宣部、北京图书大厦、中国银行等。
人们仍然认为长安街是中国政治和文化意味最浓厚的大街，却没有注意到，在这条街道的两侧，出现的商业知名建筑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在未来的长安街规划中增加类似于博物馆、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建筑，减少像银行总部、大型商厦这样的商业性建筑。2008年倒是建成了规划中存在已久的国家大剧院，结果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被指责为天外来物，是无视长安街上已有建筑的风格的“鸟蛋”。
在《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中，编撰者说：“长安街街道立面主要由建筑组成，长安街上的建筑是共和国历史的缩影，标志性很强，不张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中国第一街。围绕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论，既是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也是文化多元的反映。在西方文化蜂拥而至的今天，长安街上的建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传统的设计被认为缺乏现代气息，甚至被称为‘假古董’；现代的设计又被看作是‘西化’，破坏了古都风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长安街建筑的批评者，但建筑师和工程师却不能因为批评而停下手中的工作，因此，长安街上的建筑往往是各种观念妥协的结果。”这种言说解释了长安街上出现的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也可以视为对既有规划的一种辩解。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或者至少被长安街加强，新华社的记者王军就是长安街式大马路的批评者：“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东西横贯北京市中心，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靠，车流奔腾。路旁一个宣传牌向行人发出警告，‘进一步将受到谴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险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已建成不少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行人如不选择‘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执意在路面横穿，则被视为不文明，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种‘要命’的行为。”
尽管长安街的不断拓宽正是为了解决交通不畅的问题，只是这种“宽而稀”的路网正相反，造成了今天北京交通的困境。而开始长安街规划的反面教材，西方发达国家‘窄而密’的道路，反而因为路网密集，大量单行道的存在，被如今的城市规划师赞赏。
单就交通而言，这条街道的麻烦还真不少，比如：因为长安街的特殊地位，为保证东西方向车辆畅通，沿线主要路口采取限左措施，但出于需要，一些特殊路口仍有个别方向准许左转，这部分车辆占用绿灯时间较长，造成长安街方向直行车辆排队等灯，使路口通行能力降低；同样为了保证通行，长安街不准空驶出租车通行，路侧也禁止出租车停靠，上下车都需要进入相交路口，但是长安街两侧却有很多大型商业机构和重要政府部门，正是人迫切需要上下车的路段。
如今的长安街景象早已不是当年梁思成、陈占祥们所能想象的。而批评者仍然无数次的引用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的言路和思路，比如梁思成主张建筑应当考虑同周围环境的融合，再比如梁思成的反对大马路方针，以及梁思成主张的对旧城墙和城楼城门的保护——这些也都在长安街的扩建过程中被拆毁。城市却仍然在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