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杜润生写道。毛泽东对反对长治试验的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传达了他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针对长治试验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毛泽东建议大家去找一位熟悉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听取他的意见。找到的这位作家，正是“山药蛋派”的大师赵树理。赵树理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都成为共产党政权治下文学的经典。
在会议上，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和笔杆子陈伯达发生了争论。赵树理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农民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连合作组也不愿意参加。赵树理一口山西话，福建人陈伯达并听不懂。而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赵树理也听不懂。当赵树理的意见被人用陈伯达听得懂的语言告诉陈伯达时，陈伯达勃然大怒，“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
这种争论并没有解决。至少杜润生所在的中南局就仍然坚持将互助合作局限在“试办”的范围，“我们当时还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贫农是有不少困难，但不会由于有困难，就愿意把自己地私有权拱手相让”，杜润生说。
1953年1月杜润生和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两个人互相交流对山西和长治试验的看法，杜润生的观点仍然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对两极分化也估计过高，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当然，他也认为刘少奇指责长治试验为代表的合作化冲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有些夸张。
显然赞同杜润生看法的邓子恢建议杜润生写一份报告给毛泽东。杜润生并未照办。当他把自己想法向陈伯达提起时，陈伯达很不高兴，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而在1953年的后期，天平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长治试验倾斜。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而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势，消灭私有制，“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占领”。而占领农村阵地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化，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不赞成合作社，对私有经济说了好话而没有对合作社说好话的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包括刘少奇、薄一波、邓子恢和陈云。
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一些地区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村干部在街上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让群众选择，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杜润生回忆道。
邓子恢主持下，解散了一批强制成立的合作社，这被毛泽东批为“冒退”。1955年5月，决意加速合作化的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在7月3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邓子恢和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
可是当毛泽东在几天后（8月3日）找邓子恢谈话，希望加快合作化速度，将原定的100万合作社增加到130万时，双方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这种“大炮轰”就发生在1955年10月4日到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彭德怀和杜润生都做了检讨。
会后，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10月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为32.5％，到了1956年3月比率达到80.3%，一个月之后达到90.3%，接下来，在1956年底，比率达到96.2%，出了西藏和有限几个牧区之外，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长治试验最终引爆的结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