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说明我们强大。过去在战场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他们，今天我们把他们抓住，关进监狱，反倒惧怕他们不成！日本战犯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骄横傲慢，迷信天皇和鬼神，敌视中国人民，我们今天要使他们觉悟，恢复人的良知，需要有一个过程。教育中还如实告诉大家，生活上对战犯予以照顾，让他们适当吃得好一些，也是一种改造策略，是周总理的指示，是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唤醒他们的良知。通过政治教育，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战士们知道是周总理的指示后，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浅，从而端正了思想，坚定了完成好看押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使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战犯们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积极贯彻，先后创办了战犯农场和制瓦厂，组织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这样部队的任务加重了，看押难度加大了，战士们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再累再苦也愿意。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部队事先察看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实地演练。头几天上下工，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想伺机复仇。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战犯。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管理所和战士们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流动哨，并要求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次制止了战犯的自杀企图。
战犯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之后，恢复了人的良知，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执勤哨兵鞠躬。这时，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伟大，认识到周总理“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指示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