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干这些活儿。我想：“飞机，飞机，特型攻击机的制造是最重要的！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也要为战争胜利而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一看到中国人慢悠悠地干活儿，心里就生气。
在我的头脑中想像着工厂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特型攻击机和特型攻击机满载着炸弹去击沉中国人军舰的情景。事实上，就在这家工厂的旁边，驻扎着一个航空队。每天，日军的少年航空兵在那里接受着特攻训练。
这时，有两个中国人用一根扁担抬着一台电机走了过来。突然，那条扁担“嘎吱”一声断了，电机一下子掉到水泥地上，发出“咕隆”一声响，主轴撞弯了。我走上前去，“啪、啪”打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畜生！找死啊……”我怒骂了一句，又用木棒殴打前边那个人的腰部，把他打得趴到地上，还不断踢他的肩膀。
这个人年龄大约30岁，颧骨突出的脸上，眼睛紧紧盯着我。我再次抬脚将他踢倒。当现场监工走过来时，我对他说：“这个姓刘的混蛋，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你注意他一点！”说完，我又踹了娃刘的一脚，然后把这里的事情交待给监工，来到另一个车间。
在这个车间有一个日本人正在老虎钳子上用锉刀锉着什么。走到他的面前，我把防寒帽耳朵系上了，然后又解开了，动作很自然。这时，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向车间一角的工具库走去。这个人是新京(长春)宪兵总部派来的伊藤曹长，任务是暗中侦察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政治活动，所以隐瞒了真实身份，装扮成普通工人。
在这座工厂里，除航空队的士兵外，其余的日本人也都是隐瞒了真实身份的。我跟他走进工具库，在一张“工具申请书”上把姓刘的中国人的事情密报给伊藤。
我当时的任务是监视发动机车问的150多名中国人。他们有的正在往水泥地上安装机械，有的在挑土筐，有的用铁棒或扁担运送机械，还有20人正在搬运一台大机器。
那个姓刘的中国人正在忍着腰伤用扁担抬运机械零件。旁边一个工人刚想去替换他一下，监工就拽住工人的衣襟往旁边一拉，衣服一下子扯出个一尺长的大口子。
我想：“谁要是对制造飞机有妨碍，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机械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都是中国人用双手和瘦弱的身体、肩膀搬运的。在日本的航空参谋本部，把关东军士兵中的技术人员组织成700人的技术队伍派进了这座工厂。
可是，直到4月份，日本资本家代表团来到这里参观时。这里还只能制造机翼和机舱，而最重要的发动机却一台也没生产出来。
我、江口、西村……不管我们怎么着急，结果不仅中国人不肯干活，连日本人也在怠工，人员还一个劲地减少。
当天的工作一直继续到深夜。下工的时候，在监工的辱骂与棍棒殴打下，干了一天活儿的中国人还要在工厂正门排队接受搜身检查，挨打受骂。
根据我的指示，门卫把姓刘的中国人扣住了。关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到宪兵队的讯问室。我穿着宪兵的军服，带着满身的酒气，拿着粗皮鞭坐在那里。在我的桌子前面，姓刘的被脱光了衣服坐在板凳上。
“你是故意让机器掉下来摔坏的！”
“没有这回事！”
“是谁派你来刺探皇军军事机密的？”
“不知道！”
鞭子“啪、啪”地抽在他身上，抽起一道道红色的血痕，而他却咬紧牙关忍受着，不肯出声。我气得全身发抖，疯狂地抽打着他那已经变成紫色的、鲜血淋漓的脊背。
在隔壁的房间里，铃木军曾正在拷打一个日本青年工人。他是因为母亲生病打算离开工厂返回日本。只听见铃木喊道：“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说讨厌战争是不是！我就让你更加讨厌啦！过来！”这时又响起打耳光的声音。“你知道吗？现在，皇军的士兵正在那里拼死拼活地作战呢！”
于是，我马上比铃木更卖力气地殴打、辱骂娃刘的中国人……
在“公主岭宪兵分队”的黑色建筑物里，每逢深夜，都有这种皮鞭声、呻吟声冲向静谧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