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储存在地下特殊仓库里。进入地下仓库，需有特别许可证，并要用浸透特种防疫、防毒药水的口罩，将口鼻捂得严严的。还要戴上特制胶皮手套，才能去拿特制的铁盒。
因为在这些特制的铁盒里，装有最烈性的细菌或化学毒药，所以必须防备自身的污染。为保密起见，这些特制的铁盒上，只用油漆涂写号码，决不许写进细菌或化学药物的名称。
第100部队的研究项目，虽是毒杀牲畜的细菌或化学药物，但在进行实验时，是人畜并用的，一律称为“实验材料”。
1941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奉命监督和指导第100部队，以牲畜作实验，一次少则几十头，多者上百头，用来实验各种细菌的效力。
1943年9月，在中苏边境组织所谓“关特演”的军事演习，关东军司令部要第100部队参加，进行细菌战的实验。为此，用300头牛马作目标，用烈性细菌和毒物做实验。关东军司令部特派高级军官，乘飞机从空中视察。实验结果，300头牛马，全部倒毙死亡。关东军司令通令嘉奖了第100部队。
据军部档案资料记载，1945年8月20日，第100部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还继续犯罪。由其属下2630支队技术员桑原明，在支队的马棚里，指挥士兵灌田、池田、矢田、木村、石井、长谷川等六人，将鼻疽菌掺入燕麦里，喂给60匹马。然后，全部驱赶到附近的村庄里。结果，使农村里的马匹染上了鼻疽疫。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被俘后，供认：他在第100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的活动。他也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但与731细菌部队亦有不同处，即除少数留做继续实验用外，大多数是“实验”后枪杀。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就当三友一男的面，将两名“实验材料”枪杀。其理由是：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不能再做“实验材料”了。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连续进行多次实验。他奉松井技师之令，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说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等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全被“实验”折磨致死。
1943年8月，三友一男在实验室里，按松井技师的安排，在七名“实验材料”体上做毒物实验。他给其中一位的稀粥里投入一分克“海洛因”。过了30分钟后，这位“实验材料”便失去知觉。又过了五、六分钟死亡。
三友一男对其他六名“实验材料”，分别使用了“海洛因”、“朝颜”、“巴克塔尔”、“蓖麻青”等毒物。每个人和每次实验用的药量、致死时间，三友一男都留有记录，直到日本投降才烧毁。通过这些实验，寻找烈性毒物的使用方法。参加三友一男暴行的，除松井技师外，还有兽医师福住光由、实验员火田木章。
第100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还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宪兵水野、火田木章二人执行。只一次化学毒的实验，就有三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队毒杀或枪杀的“实验材料”，大多就近埋在牲畜棚外的大坑里。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方仁被拉佚当苦力，亲眼见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从隔离室推出时，混身已缠上白布，再也没放出来。
刘方仁在鬼子投降后，特地到被日本人炸毁的残址去查看。他在牲畜棚外看见一个大坑。长宽四、五十米。坑里，还能看见没有掩埋的人头、手、脚等。他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边装满了人骨灰。
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的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进去，强迫注射了一针药物。回家后，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妻子和儿子、媳妇。一个三代五口人的家庭，最后只剩下祖孙二人。
第100部队在中苏边境，曾组织了数次“远征队”，攻击目标是附近牧场上的牲畜。准备一旦日本战败，便进行细菌战。
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拟令，经司令部第二侦探部(亦称特务部)批准，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医官平樱全作充当。委任令是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的。同时，配备了七名士兵和技术员。
别动队出发前，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在向平樱全作进行训示的同时，亲自交给他一份盖有“极密”红印章的手令，严肃地告诉平樱全作：这项命令，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命令内容是：日苏战争一旦发生，必须立即将染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