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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老太太被一群鬼子兵抱到大树上去，以三寸金莲支持她的体重，老太大站在树桩上颤巍巍地东歪西倒，于是这一小队日本鬼子，人人鼓掌大笑。
三寸金莲愈发无法支持她的体重，她一个斤斗倒栽下来，直摔得头破血流，引起了鬼子兵的一阵哄笑。可恨的是，笑过以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又一次地把她抬到树干上去。
一次又一次的摔倒，老太大毕竟体弱年高，她一连下来三次，终于一命呜呼了。
毒打是鬼子兵残害中国人员常见的一种虐待方式，残暴的日军只要抓着人，不分清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往往使被害人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1943年2月1日，日本侵略军驻河北省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调集承德日本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伪满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抓了1000多名群众投进监狱。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18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拷，有的拖着脚僚，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
每个监房里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24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邢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一顿一勺红高梁米粥，稀得照得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
东涝洼村齐礼、苇子峪村关振祥、小营村房广谦和房广顺，都在刑讯时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
“打背花”，这就是日军暴徒用以对付我抗日干部和爱国群众的一种毒打酷刑。所谓“打背花”，故名思意，是在人的后背上抽打，以致皮肉上留下花印。施刑时，日军暴徒用中等租细的“绿豆索子”即青麻绳，在绳子的一端结上三、两个大绳结就成了侵略军魔掌中的一种刑具。
敌人将抓捕来的抗日干部和群众，先剥光上衣裸看上身，再把双手捆绑起来，强迫或打跪在地，或者伏身于地下，背部朝天，然后野蛮的日军便用冷水蘸湿绳结，使劲抽打受刑人的背部，这样每抽打一次，上便留下一串花形肉坑坑。
日军暴徒，一边用刑，一边审讯，直到把受刑者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为止。鬼子兵在对刘家村政委会正、副主任李存生、刘正义及八区区长高万里等同志审讯时，就是使用这种酷刑。
立桩是日军暴徒用来折磨老年人的一种待有的取乐方式。借助树桩，通过各种方式使人致死。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南门外，有一小队日本鬼子驻扎，附近一带的老百姓已经被他们害得民无噍类，十里之内不见人烟了。有—天，这一小队日本鬼子奉令开拔，就在临走之前，他们搜到了—个走不动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已经60多岁了，偏又是自幼缠足，裹成了一双三寸金莲。论年纪，这一个日本鬼子小队，自长宫以至于士兵，全都可以当她的儿孙。
然而，这一小队日军却全无敬老的观念、善良的人性，好像他们全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日本鬼子存心在开那位老太太的玩笑，强迫弱不禁风的她“表演”一个精彩的特技节目，他们把那位老太太押解到村外。村外有几棵树，他们拣了其中之一，用上钢锯，合力锯掉了大树的三分之二，仅留下三分之一树桩。树桩的直径不过五寸，但是距离地面却有一丈又余。60多岁的老大太被一群日本鬼子抱到大树上去，以三寸金莲支持她的体重，老太大站在树桩上颤巍巍地东歪西倒，于是这一小队日本鬼子，人人鼓掌大笑。
60多岁的老太太自从被日本鬼子兵逮着，早已吓得魂灵出窍，再任由他们搬高挪低的拨弄，寒风呼号，全身冰凉，三寸金莲愈发无法支持她的体重，她一个斤斗倒栽下来，直摔得头破血流，引起日日本鬼子的一阵哄笑。可恨的是，笑过以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又一次的把她抬到树干上去。
一次又一次的摔倒，老太婆毕竞体弱年高，她一连摔下来三次，终于被日本鬼子折磨死。
那—支日本鬼子小队，便在哈哈大笑声中开拔。
又有一回，一批日本鬼子进入了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他们满村搜查，村里的人全逃光了，找来找去，仅只找到了一名老翁。于是那一群日本鬼子将老翁团团围住，原形毕露、情急万分的的说：
“花姑娘，大大的有！”
老翁沉下脸来答道：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日本鬼子发了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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