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入京述职和派吴铁城入桂调查。郑介民闻到风声，忙跑到柳州去与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勾结，欲重演在武汉分化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故伎。姚毓琛则逃往广州，向报界宣传俞作柏与共为伍，集共党，组农军，并捕忠实向悉云去、俞作柏与蒋介石的矛盾，象绷着的弦，越拉越紧。在解决桂系中同样为蒋介石卖力，火中取栗的那位唐生智，虽然从白崇禧手中收回了在唐山的旧部，但他的日子，也和俞作柏一样难过，他不但回不了湖南，而且被派往河南防堵冯玉祥部，蒋介石企图使唐部在与冯军的对战中，同归于尽，以收消灭异己之功。张发奎在蒋桂战争中，助蒋消灭桂系驻武汉的部队也出了大力，战后，张发奎收编了桂系退到宜昌的部队，所部实力增至二万余人，蒋介石对此极不放心，欲密谋将其消灭。乃令张发奎率部开拔陇海路，并指定乘船到浦口北上，企图在张军移防中将其包围缴械。张发奎及第四师官兵闻讯，无不愤怒，乃决定在鄂西揭橥倒蒋。蒋介石即下令讨伐“张逆”。原来助蒋伐桂有功的张发奎，转眼间又被蒋视为“张逆”了。在蒋桂战争中按兵不动，欲收渔人之利的冯玉祥，不料桂系在平、津、武汉、两广败亡得如此迅速。蒋桂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即调动大军向冯玉祥扑过来，冯部健将韩复榘、石友三被蒋收买，冯玉祥失败得和桂系一样快。六月二十一日，冯玉祥不得不携带妻子儿女，秘密往山西投靠阎锡山，旋被阎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余部由宋哲元统率。暗献“灭桂策”，欲在蒋桂战争中大捞一把的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蒋介石一再声称要下野“卸仔肩”，但却没有把“党国重任”交给他们，汪精卫买空卖空，到头来手里仍是那只空空如也的皮包，他的“皮包公司”买卖做得实在不顺手。三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三全大会，此时李济深正在汤山“休养”，白崇禧正在海上亡命，李明瑞、杨腾辉正在武汉倒戈，灭桂部署一帆风顺，蒋介石已不再需要汪精卫了。戴季陶、陈立夫也不再登门去请示汪了。汪精卫见蒋介石过河拆桥，一怒之下召集陈公博、顾孟余等十三人发表宣言，反对违法乱纪的三全大会。蒋介石也一不做、二不休，以三全大会决议警告汪精卫，并开除陈公博、甘乃光等汪派中人的党籍。汪精卫带领党徒跑到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名义掀起反蒋运动。汪精卫要反蒋，光靠他那个“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名义是不行的，他必须从蒋介石手中拿回那三张牌。因此派人向唐生智、张发奎、俞作柏联系，共同反蒋。由张发奎率所部从鄂西下湘西进入桂北，与俞作柏、李明瑞联合进攻广东，以便在广州开府与南京抗衡。俞作柏本来与汪精卫接近，为了拉拢俞、李，汪精卫特派薛岳携带八十万元港币到南宁作诱饵，俞作柏对于与张发奎合股夺取广东和薛岳手头那八十万港币都很感兴趣，无疑这是使他的政权得以转机的一着棋。俞作柏动心了，决定在南宁树起反蒋的旗帜，与唐生智、张发奎一起行动。但是，俞作豫坚决反对。他从共产党组织的立场和俞作柏兄弟的立场出发，不同意马上反蒋。俞、李回桂主政实行联共和扶助农工的进步政策，主动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中共中央即派邓斌（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到南宁，邓斌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到省府办公。在中共的领导和积极推动下，南宁、百色、龙州等地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八月中旬，广西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公开举行，这是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绽开的一片红色曙光。军队方面，在中共的提议和帮助下，俞、李开办了军官教导总队，由张云逸担任副主任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俞作豫任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正当广西各地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渐趋雏形之时，俞作柏突然宣布公开反蒋，这使包括俞作豫在内的共产党人，无不感到震惊。共产党在广西的形势，和俞、李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时间太短，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巩固。俞作豫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不同意马上公开反蒋；作为俞、李的胞弟和表弟，他也不愿他们仓猝反蒋而遭到失败，于公于私，俞作豫都反对哥哥的决定；桂系的事，素来由李、黄、白三人商量决定；俞、李两家的事，则由俞、李三兄弟商量决定。作柏见作豫不同意他的意见，而握有军权的李明瑞又一言不发，这事一下成了僵局。
“裕生，该你说话了。”俞作柏踱到李明瑞面前，用扇柄戮了戮桌面。
李明瑞一身戎装，虽是这大热天，那斜皮带也扎的那么紧，风纪扣扣得一丝不漏，但他脸上和身上却不见汗水。这是他的硬功夫，在烈日下行车竟日，别人象被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而他仅透微汗。据说这是早年他在韶关滇军讲武堂炮科学习时，跟一位出身绿林的老军官学来的。他处事不急不怒，给人有稳如泰山之感。关于联合张发奎、唐生智等公开反蒋之事，作柏、作豫已争论好几天了，他却终未发一言。关于军队的难处，政权的不稳，他也是很清楚的，他常为目下的窘境忧愁。在桂系军队里，他常感难有容身之处，而今脱离了桂系，他仍感无立足之所，每有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