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把火点上，笑了笑，说道：“二哥，民国十四年你离粤时，我给你的那封信，是不是可以……还给我？”
许崇智一听蒋介石提起那封使他失掉军权的信，就气得牙痒痒的，要是换上另一个人，许崇智会一脚将他踢翻。但他忍住了，只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早已遗失！”
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索回那封有失他领袖形象的亲笔信，简直要气炸了肺。
最后，由居正、戴季陶、吴稚晖出面疏通，蒋介石送了二十万元给许崇智出洋“考察”，又请许出任监察院副院长之职，此事才算了结。从此后，蒋介石不轻易写亲笔信，非写不可时也得反复斟酌一番。
去年初，他入京复职不久；即以视察军队为名瞒过何应钦驰往徐州，召开第一军将领会议，撤了何应钦的第一路总指挥之职。为了羁系何应钦，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余页的亲笔信，交由总部秘书长李仲公送达在南京的何应钦。
李仲公由徐州上车之后，把蒋的这封长长的亲笔信从头细细看了起来。蒋在信中历述从平定商团叛变，讨伐刘、杨和两次东征特别是淡水、河婆、惠州诸战役中同生死共患难以至“我是准备以总理交付我的责任交付你的……”这一切最亲切而动人的话后，接着用极严肃的语气告戒何：“现在政治情况复杂，革命环境险恶，应付之道，须小心审慎，桂系野心甚炽，不惜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革命必难成功。我不能常在前方，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未尽之意，由仲公代达。……”等语。
没想到刚过了三个小站，火车忽然停止，蒋介石的一位侍从副官急忙奔上车来，对李仲公道：“总司令叫我来把信取回去。”李仲公只得把蒋的这封亲笔长函交给了那副官。
后来，第一集团军成立，蒋介石仍自兼总司令不履行前言，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召开编遣委员会，也只给何一个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的空衔，一直不把军权给何。大概蒋介石派副官收回那封亲笔信乃是从许崇智那儿得到的教训，不然，他要从何应钦手里赎回那封亲笔信，怕也得掏一笔腰包哩！这回，刘峙郑重其事地将这份兰谱给他“缴获”回来了，蒋介石怎不感到是一种意外收获呢？如果这份兰谱失落到外人手中，公诸于报刊，人们对他这次向武汉用兵，又将持何种看法呢？这不但有损于他的领袖形象，而且还同时会逼得他的另一位把兄冯玉祥站到李宗仁方面去。
“经扶兄，这个东西你是在什么地方得到的？”蒋介石向刘峙问道。
“在汉口叛军总部李宗仁的公馆里搜查出来的。”刘峙答道。
原来，李宗仁为了应付时局，虽把夫人郭德洁接到南京成资街住，但他的重要物品仍存放汉口家中。不想这次第四集团军失败如此之速，他的一切物品，包括与蒋介石互换的兰谱，都统统被刘峙缴获了。
“很好，经扶兄，你很有眼光，我要奖励你。”蒋介石随手写了个手令，奖给刘峙五千元。
刘峙想不到这事还能获奖，高兴得忙立正敬礼，说道：“谢总司令恩赐！”
刘峙走后，机要参谋送来了唐生智由北平发来的告捷电：“已抵北平顺平王府就第五路职。”蒋介石知唐生智已顺利地从白崇禧的手中夺回了军队，就任了蒋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但是，白崇禧却下落不明，蒋介石对此甚为关切，他深怕随机应变又善冒险的白崇禧藏匿军中，用什么计策瞒了唐生智，使平、津局面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务必查实白崇禧的下落去向！”蒋介石狠狠地命令道。
“是！”
那机要参谋正要退出，另一参谋急忙来报：“唐山第五十一师师长李品仙急电。”
蒋介石一听李品仙来电，估计白崇禧的去向已经明确，忙抢过电报一看，李品仙在电文中除控告白崇禧“阴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职军撤退，袭击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的罪行外，还透露了白已于二十日乘日轮南下。
蒋介石那透着杀气的眼珠一转，急令机要参谋：“给天津发急电，查实二十日有何日本轮船开航南下及行驶路线。”
两个小时后，机要参谋来报：“天津急电，已查实二十日离津南下的是一艘名叫‘日清’的日本轮船，该轮由塘沽启航，经天津驶往日本门司，再经上海抵达香港。”
蒋介石那充满杀气的眼珠又骨碌一转，立即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抽出毛笔，亲手拟了一份“中正手启”电报，这是发给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的电令：“据报白崇禧三月二十日乘‘日清’轮从天津南下经沪，着即派一快轮到吴淞口外截留，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艇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
蒋介石本来是最怕日本人找麻烦的，但是为了捉拿白崇禧，他也顾不得引起国际纠纷了。至于日本人嘛，不过是割地赔款罢了，只要消灭了可恶的桂系，蒋介石甘愿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
广西容县山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