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被人猛地从故宫那宝座上给推下来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
原来，蒋介石自离开北京前与白崇禧谈过那次话之后，深怕白崇禧运用纵横捭阖之术夺取东北，便明里由白代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指挥北伐军歼灭盘踞滦东一带的直鲁军，暗中却派总参议何成濬携带十万银元出使东北，并指示何“一切活动费用不受限制”。何成濬早年浪迹上海十里洋场，与陈其美、蒋介石混得稔熟，其人对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在行，又善交际逢迎，他要拉拢谁，几乎是一拍即成，手腕甚是厉害，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把他放在身边当块王牌使用。这次何奉命出使东北，便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张学良及其身边亲信。那张学良虽然才二十余岁，但却不是花花公子等闲之辈。他在蒋、白和日本人的使者包围之下，虽穷于应付，但他首先斥责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来拉拢他的使者林权助：“关于易帜一事，是我们家里人的事，外人对此不应感到兴趣！”张学良盱衡全局，终于选择了蒋介石。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欣喜万分，即电张学良，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为总司令）。
在举国欢庆统一的呼声中，白崇禧内心矛盾极了，对于张学良易帜归顺中央，使情况十分复杂的东北问题，终于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得到顺利解决，他是感到欣慰的，因为他在与蒋介石谈论解决东北问题时，便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建议。虽然成果最终归了蒋介石，他是从历史上看东北还是统一到了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之中，对于企图攫夺东北主权的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无论是蒋介石也好，白崇禧也好，张学良也好，他们虽出自各自的派系利益，但总算是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这一点，白崇禧内心是明白的，因此他对东北易帜感到欣慰。但是，环顾关内外，他感到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张学良以杨宇霆反对换旗为由，杀了杨之后，派人来向白崇禧传话：“我们可以做个朋友！”白崇禧因见杨宇霆已死，张学良投了蒋介石，而关内一带阎锡山又视为禁脔，不容白染指，白崇禧深感在平、津有寄人篱下之感，下一步怎么办？便颇费踌躇了。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家，一个优秀的统帅，考虑问题一向着眼于军事，即使是对复杂的政治问题，也习惯于用军事的眼光去观察，用军事的手段去处理。他徘徊京、津，自然也少不了考虑进退问题。进，关外不能去，便欲图京、津、河北地盘，取阎锡山而代之。从军事上看，阎锡山的晋军不是桂军对手，要打仗，白崇禧不怕阎锡山，而冯玉祥也不见得会帮阎锡山的忙；蒋介石虽然支持阎，但蒋军远在山东境内，对蒋军的实力，白崇禧清楚得很，他不怕蒋的嫡系部队。可是，白虽然着眼于军事，但是目下中国刚刚实现统一，他在京、津战端一开，恐怕道义上将受到国人的谴责，纵使从阎锡山手里夺得幽燕之地盘，也将为千夫所指。孙子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目下白崇禧不敢轻易向阎锡山动手，进，他无路可走。既不能进，就退吧。白崇禧想率师退回武汉，以固华中之大门，再观天下之变。但回师武汉无论走平汉路还是由津浦路转陇海路再转平汉路，都得经过河南或山东。这两省地盘，是属于冯玉样的，白要回武汉，必须向冯借路。为此，白崇禧派人去找冯玉祥商量假道问题。没想到冯敷衍道：“平、津一带很好嘛，叫健生兄就安心驻下去好了，何必回去。”
白崇禧见冯玉祥态度模棱两可，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当然，如果决心回师武汉，白崇禧不是做不到，他所统率的三个军和一个独立师，官兵几乎都是广西、湖南和湖北人，南方人久戍幽燕，归心似箭，只要他一声令下南归，冯玉祥部是无论如何阻挡不住的。但是，全军冲过河南，与冯军血战一场，不但损兵折将，而且他此番北来更是空跑一场，只为蒋介石和阎锡山打了天下，自己毫无所得，这样的蚀本生意，小诸葛白崇禧如何肯干？进既不能，退又不甘，又作何打算呢？白崇禧每日在他的总指挥部里徘徊，冥思苦索，终未思得一计。北平的隆冬季节已经降临，朔风怒吼，大雪纷扬，天地一片灰暗，白崇禧在那座罗马式壁炉前踱步，心情也象那铅色的天空一般沉重晦暗。因杨宇霆已死，那二十万件皮背心没有到手，白军冬衣得不到及时解决，许多士兵仍着单衣，抖缩在营区里靠烤火取暖，每有被冻死者。连老天爷也跟白崇禧作难了。恰在这时，蒋介石由南京发来一电，要白崇禧去南京出席国军编遣会议，由李品仙代白在北平主持一切。白崇禧知李宗仁、李济深已赴南京，蒋介石居心叵测，白怕被蒋算计，同时此时此地也不便贸然离开北平，担心一旦有变，无法应付平、津局面。他考虑再三，便给蒋介石复电，以“旧疾复发、医嘱静养”为由，拒绝南下。白崇禧虽然不去南京开会，但徘徊平、津仍无良策，正在苦闷之中，忽想起他的老师李任仁先生来。原来，李任仁早年在临桂会仙一所小学任教，白崇禧是他教过的学生。少年时代的白崇禧家道贫寒，曾受过李任仁先生的资助。李任仁思想进步，在“四·一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