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要求翻身作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站在时代之前列，引导着大革命的潮流滚滚向前之际，他的思想，他的政见，却是格格不入。在他身上，远见卓识的军事才能和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政治见解，既矛盾又和谐地体现出来。也许，蒋介石正是发现了白崇禧这一不同寻常的特点，才破格摧升他为总参谋长，蒋介石虽在军事上平平，在这方面却有其过人之处。因此，这次进攻南昌，白崇禧只窥见蒋介石军事上必遭失败的结局，而对蒋介石急于攻取南昌的政治意图，却一时察觉不到。原来，蒋介石在武昌城下不顾代价地下令硬攻，一是出于孙传芳在江西即将有所行动，以速攻下武昌再集中兵力打孙传芳，更重要的则是他要把这华中重镇武汉控制在手上，免得让唐生智染指。因此在武昌攻城之前，他已内定刘峙为武昌卫戍司令。不想，攻城失败，孙传芳又大举西犯，他不得不从武昌赶到江西来指挥作战。他忖度，唐生智有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力量，武汉三镇迟早必破，到时唐生智坐镇武汉，拥有两湖，如果国民政府再迁到武汉去，那么他将失去很大一部分权力。因此他急于打下南昌，好有个立足点，到时请国民政府迁都南昌，进军江、浙，再捣南京，他尚可执国民政府之牛耳，以总司令身份号令四方。在程潜、王柏龄攻下南昌后，蒋介石曾喜形于色，准备迁总司令部于南昌。不料，程潜、王柏龄旋为敌所败，使他顿失重心，他之大骂王柏龄“非将才也，坏了我的大事”，白崇禧除了王柏龄坏了战局“大事”外，当然不能知道蒋介石的“大事”除战局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大事哩。现在，武昌方面，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自担任攻城总指挥，已将围困四十余日的武昌城攻破、俘敌刘玉春、陈嘉谟以下一万二千余人，至此，北伐军基本上实现了消灭吴佩孚主力，占领两湖的战略目标。对于这一重大胜利，蒋介石却是忧多于喜。因为随着武昌的攻破，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威望不断提高，唐生智的实力迅速扩大，而使他最不放心的乃是正在巴黎蛰居的政敌汪精卫即将启程回国之说，这一点，甚至连蒋的亲信、副官长张治中也预见到了。张治中曾向他说：“我们现在拿下武汉，是不成问题的，但拿下武汉以后，对于这一个复杂严肃的局面，现在应该加以注意与准备。我的意思，最好还是邀请汪精卫回国，帮助总司令来料理这一个拿下了武汉以后的局面，并可促使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蒋介石皱着眉头，不置可否地哼了两声，张治中又道：“假使我们不欢迎他回来，他自己一定也会回来的。”蒋介石一想起这些，便心烦火躁，恨不得马上拿下南昌，到那里去发号施令，不然，他这位总司令将会变成什么角色呢？
蒋介石见白崇禧仍不愿发表意见，知他心内对此次攻打南昌必持有不同看法，但大计已定，也不由白崇禧再来“参谋”了。不过，对于能否攻下南昌城，蒋介石虽然态度比谁都坚决，但把握却并不见得比谁要大，特别是对身边这位长于军事的“小诸葛”参谋长的一言不发，更使他感到悬着一颗心。他们沉默着，在石板小径上走着，只有各自的军靴发出的响声，才透出一种微妙的气氛。蒋介石的军靴显得急躁而沉重，仿佛他要踩碎的是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但却无法将其踏碎；白崇禧的军靴声则显得轻重不一，若即若离，似乎他正与一个同路人在山径赶路，也许他们的分手处便是前面不远的加个岔道口……蒋介石与白崇禧这样走了一小段路，忽见路径一转，前面出现一座古庙，蒋介石忽然说道：“进去看看！”
白崇禧不知蒋总司令为何对这古庙感兴趣，便跟在后面走了进去。庙中的住持是位老和尚，看上去有六、七十岁模样，人很精明。他见来的是两位戎装煊赫的北伐军高级将领，忙下阶恭迎。蒋介石笑容可掬，向老和尚点了点头。他见这庙宇虽不大，却也香火旺盛，特别是神完上那只紫铜色的签筒更是引起他的注意。善于察颜观色的老和尚，马上明白了来人的意图，立刻把蒋、白二人请到神完之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蒋介石虔诚地伸出右手，在签筒中抽出一支竹签，仔细看时，只见上边写着：“先主伐东吴，孔明布疑阵”。蒋介石看了，不解其意，老和尚忙问道：“敢问长官所问何事？”
“问战事之胜败。”蒋介石肃立着答道，仿佛他这位总司令之上还有一位主宰生杀大权的总司令似的。
“旗开得胜，谨防后路。”老和尚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长官仍大福大贵之人，身边自有能人襄助，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老和尚这几句话，不但说得迷信很深的蒋介石心地释然，便是连一向主张砸菩萨庙的白崇禧也感到心中舒坦。蒋介石随即令卫士送给老和尚五十元钱，然后和白崇禧走出山门，仍沿石板小径返回。
却说主攻南昌城的部队为北伐军第二军全军和第一军之刘峙师，朱培德则指挥他的第三军由赣江上游进攻南昌以北的牛行车站，以阻孙军沿南得路南下增援。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参谋长亲自指挥第二军和刘峙师，强渡赣江，直扑南昌城下。十月十二日晨四点三十分，北伐军向南昌城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