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阻碍，这不但对革命事业，也对他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不利。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在去年逝世了，胡汉民已出国，现在，他便是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的当然领袖和首脑了，一个领袖和首脑连一个会议都开不成功，别人（苏俄顾问、共产党人、国民党内的各派）当然会瞧不起他的，无论如何，他要使会议成功，而不能破裂。他有几十年政治活动所炼就的一件法宝——“折衷”，在各种场合，他这法宝屡试不爽，真可谓法力无边也。他正是靠着这个法宝在险恶多变斗争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绕过一个个令人目眩的旋涡，度过一次次危机，而安然无恙却又步步高升。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与黄兴有矛盾，他就是用这个法宝两边不得罪，在党内他与胡汉民是对头，他靠这个法宝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的时候，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他又用这个法宝，收到了左右逢源之功。他生于中国，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向往西方的文明，他特别醉心于巴黎的文化。但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又译深地羁縻着他，他尊崇孔、一孟的中庸哲学，遇事折衷，明哲保身。但他一生中却有两次没有搞折衷，一次是辛亥前夕，为了推翻清王朝，他带着喻培伦和黄复生挺身入京，在海鸦儿胡同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谋炸清廷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面对死亡，他慷慨作绝命诗一首以言志。诗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这一荆轲壮举，顿使他名扬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一生的光辉所在。另一次便是后来他一头扎到日本人怀抱里去，当了一名可耻的汉奸傀儡，象秦桧一祥遭人唾骂，遗臭万年，这是后话。现在，汪精卫又祭起他那法力无边的“宝贝”了，他微笑着，对黄绍竑道：“季宽先生，常言道百里之行去九十，我们的会谈已在前三款中达成圆满的协议，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一款了，我不忍心前功尽弃。你看这样行不行，广西军队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以下的编制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黄绍竑两眼一亮，这倒不失为一个转圜的办法，蒋介石可以用番号来限制广西军队，但是如果军以下由广西自定，实力便不受限制，这正符合他的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的想法。
但他仍未表态，因为这涉及军长人选的棘手问题，他不肯放手军权。大约汪精卫已看出他的心思，又说道：“关于第七军的军长，可由李德邻来担任，季宽可当军的党代表，按照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这一决定，党代表享有与军长同等的权力，任何命令如无党代表副署，则不生效。”
黄绍竑真是佩服汪精卫的主意，因为这对黄绍竑来说是很合算的，当党代表与军长有同等的权力，而且省政府及省党部的权力，也必定要落在他的手上，那他的权力就等于总揽广西的党、政、军全权，黄绍竑何乐而不为！但他现在不能喜形于色，又沉默了一阵，才略有些矜持地说道：“既然汪主席这么说，那就这么办吧！”
“啪啪啪”汪精卫马上带头鼓起掌来，大家也都跟着鼓掌，在颇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这历史的一幕。
黄绍竑开完两广统一会议后，又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北伐秘密会议，事毕，便带着一批由国民党中央派遣的到广西搞党务的青年男女，乘船回广西去了。只有白崇禧继续留在广州，为李宗仁、黄绍竑做联络工作。当然，白崇禧的逗留广州，除了李、黄之意外，也还有他个人的企图。广西统一了，现在两广也统一了，为这两个统一，他出谋策划，居间奔走，领兵征战，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随着两广统一局面的打开，李宗仁、黄绍竑都升了官，抓到了更大的实权，而他仍然是个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他心中怏怏不乐，鉴于他和李、黄的私人感情，特别是与李宗仁的感情，他是不能离开他们的，他无实力，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但他又不甘心永远在广西团体中当个参谋长——尽管他需要广西，需要借助李、黄的实力。他在广州盘桓了一段时间，注意力一直盯着两个人——蒋介石和鲍罗廷。对于汪精卫，他倒不怎么重视，虽然汪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但无实力——军队，成不了大气候。蒋介石虽然在广州还没上升到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他有黄埔军校作本钱，又抓着何应钦的第一军，白崇禧估计将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实权非蒋莫属，他如能和蒋介石拉上关系，又以广西卖力作后盾，则可飞黄腾达，岂止作一个第七军的区区参谋长？但他和蒋介石无历史渊源，也无直接的工作关系，蒋介石又是个忙人，因此除了到黄埔军校参观和在几次会议上看见过蒋介石外，白崇禧还未单独与蒋介石谈过。至于鲍罗廷，则是苏俄派来的政治顾问，曾经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鲍氏在广州有着崇高的威望。要在广州打开局面，则非借助鲍罗廷的威望不可。白崇禧决定去拜访鲍罗廷。为了使这次拜一访能成功，他精密筹划了一番，他是作为广西当局的代表和桂军的总指挥身份去向鲍罗廷请教革命经验的，因此他自拟了一个谈话提纲：（一）、俄国革命之经验如何？（二）、苏俄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政策如何？（三）、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有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