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的话说得使汪精卫大声地拍起掌来，他脸上又增加了几圈笑纹，每一条笑纹中都透出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风度，这种笑，能使他的对手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威慑。
他一边拍手，一边说道：“季宽先生，我们这第一掌就拍响了啊，痛快！痛快！”他随即扭头吩咐担任记录的秘书：“请记录在案，季宽先生的话，可作两广统一决议案的第一款。”
汪精卫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夸赞黄绍竑，其实是在夸赞他自己，黄绍竑当然听得明白，心中冷笑道：“我当省主席，一切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现在，我们开始拍第二次了。”汪精卫举起他的右手，仿佛体育竞技场上一名权威的裁判似的，他又望着黄绍竑，“季宽先生，关于党务问题，本党中央要求在广西尽快设立省党部和各级机构，以推进革命。德邻先生和季宽先生已当选为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对此项工作，定会积极施行。”
汪精卫的话，说得实在高明，高明得使你对他的要求无法拒绝。关于党务问题，黄绍竑在来广州之前，已和李宗仁商量好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对这个问题不能再顶了，也不便再拖了，他们决定把消极的态度变为积极的行动，由他们两人一手操办党务，请国民党中央派人来协助，这样既可把党权抓在手上，又可和中央达成某种妥协，可收到表里为用之功。因此，汪精卫的话一说完，黄绍竑便答道：“我和德邻同志都是中央监委，对广西省党部的工作自应义不容辞地主持，但我们对办理党务经验不够，恳请中央派员帮助。”
黄绍竑这句话，倒也合汪精卫之意，因为如果不给李、黄主持广西省党部，广西的党务工作便无法开展，现在李、黄不但接受了中央的要求，而且还要求派人去帮助，到时他便可派出自己的大批亲信打进广西各级机构中去，发展组织，培植势力，以控制广西。汪精卫脸上的笑容使人感到仍是那么有魅力，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也和他的脸一样善于表达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感情——尽管这些感情的真谛使人不易捉摸，但它们却能紧紧地抓住你，使你对他欢生亲切，仰慕，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笃信不疑。汪精卫这次举起了两只手，望着他左边的几位“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轻松地笑道：“怎么样？诸位，这次又可以拍响吧？”
“叭叭叭”谭延闿率先拍起了手掌，跟着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也拍起手来，会议厅里，气氛变得热烈了。汪精卫非常欣赏自己的手腕，他由一位竞技场上的裁判一下子变成了一名导演，他导演的虽然不是一场戏，却是一场历史性的会谈，一种历史性的创举。虽然他们双方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心底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意愿，但是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发动了，汽笛已经鸣响，他们都来到了月台上，谁不愿意登车前进呢？虽然他们目的不同，目标各异，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也许是海市蜃楼，高官厚禄，鲜血尸骨。但是他们彼此都不肯放弃这个机会。这便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勇敢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历史却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它向国人推出了孙中山、廖仲恺这寥若晨星的伟大革命家，却又造就了许许多多变化不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他们大都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但可悲的是他们却是一批候鸟，以候鸟对气候变化的直觉来感应形势。因此，不但对他们自己，而且对整个民族、国家乃至那蜿蜒的历史长河，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也许便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汪精卫响亮地拍了几下手掌，然后极有风度地将两只手朝左右摊开，那两只手摊开的高度、角度，都巧妙地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仿佛他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碗。他望着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下边谈财政问题，由子文和季宽直接交换意见，我等着给你们拍掌就是。”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矮胖的年轻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一身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就连那圆圆的脸孔，看上去也象一美元喜钱。他戴着一幅与众不同的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镜片后面的双眼，显得心事重重，仿佛一位在经济箫条中的大资本家，正日夜为振兴他的企业而操劳。宋子文在广州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这名望倒不全是因为他的姐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而是他出任财政部长以来，在整顿广东那濒临崩溃的经济，健全税收制度方面为国民政府作出了贡献。他创办了国民政府的第一家银行——中央银行，并出任该行经理。宋子文是广州的财神爷。黄绍竑当然知道宋子文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财政问题，是非同他较量一番不可的。在前面两个问题的会谈中，他表现得开朗、积极而果断，已初步赢得了与会者的好感，棋局对他有利。因此，汪精卫一说完，黄绍竑便抢先发言：“为了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实现孙总理之遗训，则广西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合一体，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省政问题、党务问题，汪主席及诸公已经拍掌了，关于财政问题，广西当然要受中央支配，由中央统同统筹，互相调剂。”
黄绍竑在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