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劫不复之境，无数生灵遭受流亡颠沛之苦矣云云。”又7月23日国内新闻版头条大字报道：“陕北赤匪愈严重化，全陕北23个县几尽赤化。其中完全赤化8个县，半赤化10余个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赤军者2万。张学良已飞赴西安，与于学忠、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剿匪军事。”
3、关于红二方面军状况的。如7月4日报道：“肖克、贺龙两匪溃窜拜施椒园芭蕉铺一带，连日经我军迎头夹击，毙匪甚多，夺获枪支800余杆，……。”
4、关于留守苏区红军状况的。如7月7日报道：“共匪张鼎丞部窜扰平和县，焚屋数百座。后又窜大坪等乡，大肆掳勒，保安八团陈岜部已驰往兜剿。”7月24日报道：“赣闽赤匪亦近清。当时留守苏区的我党高级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不幸在长汀被俘，后被枪杀。”大公报7月5日还配发瞿秋白照片发表了千字通讯《瞿秋白毕命记》，作者的立场似乎同情瞿秋白，文笔相当生动感人。
5、关于红25军长征动态的。如7月6日报道：“陕南各县自徐匪海东由豫窜入后，往复蹂躏，洗劫一空，… …。”
6、关于红军“投城”状况的。7月4日，报道了两起福建红军“投诚”事件。
从以上《大公报》1935年7月份的报道内容看，不仅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而且还有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并还有留守苏区红军的，可以说，所有红军各个方面的动态、现状和趋向，《大公报》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尤其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去向，《大公报》更是特别关注，一有新动静，立马作出回应，对于当时来说，国共两党在军事方面的此消彼长，确实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新生活运动
在大肆调动兵马对红军的围剿战争同时，1934年2月中旬，蒋介石还在江西省城南昌亲自发动了“新生活运动”。有人分析说这次运动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抵御共产党的思想意识的吸引力。蒋介石在一次群众集会的发言中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他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 ”（礼义廉耻）、“八一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
“新生活运动”亦提倡简朴风俗。有激进分子热烈响应，遂组织“摩登破坏团”，标榜“爱国”传统，以“排洋兴华”、“提倡国货”为行动指针，到处手执利剪，对过往行人身上所穿西服“动刀”。最初以杭州、北平活动为频繁，后逐渐蔓延到南京。
然而即使是大知识分子胡适对新生活运动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的，但也没什么特别仇恨。他只是很温和地评论说，这场运动很难指望能达到政府的期望；告诉人民系好上装的扣子，刷子，勿在公共场所吐痰，这都不错，但是真正的进步不应与这种使中国人培养起最低限度人的样子的努力混淆起来。相反，国家的拯救与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最高水平的知识与技术。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到1949年以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后无疾而终。
鲁迅与长征的秘密关系
图为著名画家陈逸飞创作的鲁迅给红军写信的油画，名为“祝贺长征胜利”。鲁迅手里捏着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这是一个虚构的场景，取材于鲁迅给红军发贺电的事情。
鲁迅与长征的这段秘密关系，后来在宣传鲁迅的时候成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典故，不过也有人质疑其真实性。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和经手人知晓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年底，鲁迅的朋友史沫莱特，当时她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的特派记者，来到鲁迅家，秘密地告诉鲁迅一个消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病榻上的鲁迅于是在第二天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最后这份电报据说是由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联名发电报的茅盾在回忆中说确有此事，但自己并未见到过鲁迅起草的电报原文。遥相呼应，毛泽东后来也把鲁迅视为文化旗手。他曾这样评价鲁迅 ，“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鲁迅与红军的渊源甚深。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长时间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和延安的故事，陈赓给鲁迅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甚至被鲁迅收藏起来。据传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遗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等文章。
1935年秋末，鲁迅曾作旧体诗《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