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8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 ，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30名女红军，除了3名同志因为各种情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甚至有3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 、曾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色后代。
草地夫妻的星期六制度
虽然红军有女性，也有少数几对夫妻，但革命的自律与艰苦的环境，在长征中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红军行军途中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在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女红军。红军在男女交往方面有严格规定，而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在当时是所有红军战士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据说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为了顾及群众影响，也很少一起散步，一次毛泽东出远门，要求贺子珍送他，但在路过红军医院时，毛就独自先走开，到前面再等贺子珍。
正是制度、无知与精神三者使长征着的这个群体对于性的意识颇为朦胧。根据傅连暲的估计，当时有百分之九十的红军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例如有个叫危秀英的女红军，有次她和一位年轻的男红军一起趟水过河，他看到她的大腿上流下的经血，万分惊慌，还以为她受伤了。性只在少数结婚了的红军干部们之中存在。
采访过朱德的海伦·斯诺报道说，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严明了纪律，才得到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从此队伍再也没有出现这类恶性问题。
女红军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张闻天）结婚，她回忆说，长征期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如她和张闻天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他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红军的规定。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中夫妻之间“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除非是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这条特例后来在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过草地时应用过一次。
不过长征队伍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克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她更是一名普通女红军、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帮助劳累的战友。
作为女性的本能，长征结束后女红军们的回忆不约而同都与卫生问题有关系，例如虱子。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女红军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时睡草地，有时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饥饿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红肿刺痒。在贵州猴场休息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让她把毛衣脱下来，放进脸盆里去煮，煮了1个多小时，结果脸盆里漂起了一层白碴碴的虱子尸体。毛衣破洞里尽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要竖起来，捉了半天也捉不干净。干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断地抖，虱子“扑扑簌簌” 掉进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
由于女红军身上的虱子多，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后来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有人索性就剃成光头。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 “欢迎尼姑革命”，气氛非常有趣。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载歌载舞给疲劳的战士带来许多欢乐。
农民出身的女红军王泉媛天生是个会演戏的人，她曾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战士欢迎。
草地婴儿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交界处分娩的，一生下来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过，却一直没有找回来。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