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张国焘，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他还是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长征期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红四方面军兵力多，超出红一方面军几万人，指挥权却不在张国焘手上，这使他的心理产生了极大不平衡。张国焘期望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在党内的资格急切执掌中央大权，最终犯下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1937年红军到达延安后，张国焘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但在1938年4月张国焘终于还是借参加一次黄帝祭礼的机会，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这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先是被安排在戴笠的军统干特务工作，身份是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此间他对当年红军部下的几次策反行动均无功而返。
1949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先到台北，但很快就又离开这个让他觉得不如意的地方，来到了香港。朝鲜战争期间国际黄金市场价格上涨，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便也将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期间张国焘曾在1953年和1958年与新中国联系过希望能回去，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1961年，贫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回忆录的约稿。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回忆》（此书在一些史实上并不客观），在写书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之前他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过关于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报。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到了加拿大。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住进了加拿大官办老人免费病院，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两年后，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拾起，也没有别人理会，张国焘就这样凄惨地冻死在了异国他乡。最后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终年82岁。
陈昌浩
陈昌浩，当年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此人作战勇猛，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20世纪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等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31年12月，即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次月，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弹登上缴获来的飞机，逼使俘虏的飞行员飞临黄安城敌军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序幕。这次战争让陈昌浩声名远扬。
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副手陈昌浩是他的得力干将。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后来受命与徐向前率领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图夺取宁夏，接通苏联。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亦作为“西安事变”中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受命忽西忽东，最终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西路军最终遭到惨重失败，两万多红军绝大多数死亡流散。
陈昌浩在流散途中在河西走廊幸得一位湖北同乡、草药医生仗义援救，死里逃生回到延安。从此，被解除军职，无缘效命抗战前线，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员，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陈昌浩成为承担西路军失败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责任人。
1939年8月，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共中央同意，陈昌浩跟随周恩来等人一起去了苏联，李德也在此次去苏联的队伍中。自此陈昌浩开始了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1942年冬天，陈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