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这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在长征期间，能吃到一顿好的食物，在所有将士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专门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
1、麦子1斤4两；
2、苞谷、什粮1斤2两；
3、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做半斤算。
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更趋恶化。
本来在西藏，红军还是想按照在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 。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不断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于死刑的惩罚。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裸，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
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关于红军饮食的最惨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再吃下去。
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长征途中朱德曾亲自教战士们如何吃青涩（未成熟）的青稞：弄点火，烤一会儿，然后放在手里搓一搓，就往嘴里塞。这种方法甚至被士兵们命名为“朱德吃法”，并得到推广。
先用水泡，然后用火煮。闻起来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用藏族地区的茶叶熬成的“茶膏”。做法是把茶叶放入锅里，加适量的水，再加点碱或草木灰，烧上大火熬，直到茶水成糊状，再把粗的渣滓去掉，再熬干一点，搓成羊粪蛋大的茶丸晾干。泡茶喝的简陋茶具是用1尺左右长、直径两三寸，两头有节的竹子做成的水筒，在一端钻一个小洞，将茶水灌满后，用个楔子堵住洞口，到了有水的地方，一碗水泡上一颗茶丸。
产地在茅台镇。红军会喝酒的都过足了酒瘾，而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作为洗脚活血、舒筋骨之用。
由野豌豆苗加水熬成的汤。据喝过的红军干部莫文骅描述：“既没有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 ，一股麻痹的腥气。”
在雪山上将糖精加入冰渣后自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