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 。
红军还组织一边行军一边识字的活动，以具体的形象来教那些完全是文盲的农民战士，例如让站岗的战士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这个被称之为“看后背”的学文化的办法是由张闻天（洛甫）为扫除红军文盲而发明出来的。很多战士最先学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红一军团担任测绘员的顾松龄回忆，规定要求每人每天要学会三个字，到晚上点名的时候，谁没有学会，就得挨批评。一边走，一边学习，除了学习文化，还学习政治。在勃沙特的回忆录里，他以传教士的眼光观察到红军似乎也有宗教般的虔诚行为：“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然而并非所有红军在整个长征路上都能够保持激扬的状态。13师师长陈伯均就曾抱怨：“连日山地行军疲劳已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就整排、整班甚至整连落伍的均有。”他认为这是一些红军干部缺乏信心的缘故，他们因为只顾着自己的疲劳而放弃了给战士们做鼓励的思想工作。
长征路上的负面情况，除了思想问题，也有经济问题。也有战士反映有的连队司务长好几个月不份伙食尾子，想吸点烟都没钱。不过，说到钱，在长征路上，钱有时也并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为可以买的东西选择实在太少，除非受伤了要被留在老百姓家休养，就可以每人发8个银元。
在过草地时，红军战士曾少东嫌身上的几个银元太重，随手抛弃，他的战友帮他拣起来，结果过了草地才发现没有银元就买不到粮食。战友们当然把银元再还给了曾少东。这让他在几十年过后依然记得这个细节。
最让人惋惜的还是技术人员的流失。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签发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这是针对红军进入四川后，因为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常有技术人员离队的情况。胡耀邦在遵义受伤被一名专业的军医治好后，就感慨“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重机枪的人。”这正从侧面说明了长征路上红军最紧缺的几样东西：信息、健康和安全。
过了几天，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里面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打土豪即是表明红军对于剥削阶级的武力态度，事实证明打土豪的手段在争取当地贫苦民众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贫民的怨愁得到发泄并从此更加的拥护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打土豪同时也是红军沿途补充给养的重要手段。如萧锋的《长征日记》1935年11月20日就记载：“（在湖南蓝山县城）没收15家地主财物，筹款3万多元，筹衣、被1200件，备粮很多，这下红军供给又有了本钱。”红军每到达一座城市，都会对当地社会阶层进行详细的调查，举一例子，当萧锋的队伍进入贵州境内的余庆城时，他在日记里写到：“我团和师部进驻城内，由师部民运科统一领导打土豪，该城有800多户人家，3200多人，城里有商店45家，其中地主经商的25家 ，另有小商贩近百户，官僚地主8户。”红军打土豪有严格的纪律：不乱打，也不私打，而且打土豪所得除了分派给穷人外，全部充公。
面临战争减员以及为了发展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沿路宣传红军的政策的时候，每支红军部队也仍有扩红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在进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多数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其中多数是没吃没穿的穷人，也有的是为了逃婚，或者为了吃饱饭来到这里。
根据勃沙特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一段关于“扩红”的细节：“每天都有很多人到这里（编者注：连长的房子 ）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们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对那些想参加红军的人来说就已足够了。这时那些人马上会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欠有别人的债，参加红军后是否 可以就此罢了（勃沙特自注：他们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表示毫无疑义。”
沿途的红色宣传也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