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李德在中国最喜欢的娱乐是打扑克，长征期间的许多长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青年时期的李德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32年，实际部队经验只为伍长的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1934年5月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让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就是他指挥的。
在苏联遥控红军长征的王明。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二个月，1934年11月30日，王明在苏联莫斯科作《中国现状与中国革命》报告。之前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在苏区遭受到了严重的伤亡。长征结束后的第二年，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这个总是提出错误思想的“28个 半布尔什维克”的首席代表，却因为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地区的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
1938年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书记职务也被免去。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明主要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这或许是他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1956年王明到苏联治病，从此拒不回国。上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先后撰写、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
长征前夕的红军
事后刘伯承回忆长征出发，用的是“猝然决定”。而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史料披露，中央红军确实是将长征的时间提前了。
10月7日，红军从绝密情报中获悉了蒋介石将于10月下旬对中央红军实施铁桶计划。
这要归功于来自国民党内部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为了送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的情报，他化装成一个乞丐 ，敲掉自己的四颗牙，蓬头垢面，历尽艰辛才得以进入苏区，将从蒋介石庐山会议得来的情报送到周恩来处。获得情报的人是莫雄，他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友好的老同盟会会员。
在这个铁桶计划中，国民党将配备1000辆军用十轮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李德立刻下达在10月10日出发的命令。李德最初给中央红军定下的出发目标是“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在当时是一个最实际的目标。
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红军的普通将士们，根本不知道部队要开往何处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红军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受到影响。这种方法后来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
唯一明确的消息，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9月29日在苏区最大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在文章中他隐约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每天都是传来“作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都默默而焦急地准备着。杨成武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用了一个星期来研究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问题。他们还按照命令招收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把枪支弹药、草鞋和粮食装备好，为了防空袭，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就这样整装待命了好几天。
红军长征虽然是一次被动的而且目标随时改变的战略突围，但却并不完全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出发之前，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在做准备。1934年5月14日，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5至7月招收新红军5万名。幸好当地农民对参加红军非常踊跃，到6月底为止，实际完成的人数达62269名，短短时间就超出了原定的任务，在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紧急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这次却太仓促了，到9月27日止，实际只完成了18204名。这些新兵后来被分到各师团，进行紧急军事训练。
这是一次如此巨大的转移，除了战备，还有各种物资，最高领导似乎要把这次转移视为一次大搬家。把整个红色苏维埃搬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部队叫中央教导师，是专门负责转移期间中央机关的保卫和重要物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