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经长征后全部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此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的5个领导人在湖南澧县合影，他们分别是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从左到右），坐在地上的是王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穿着军装，看上去都像读书人或者生意人。两个月后，他们奉命率队从桑植县开始长征，是出发时间最后的一支红军队伍。
1935年11月27日，长征开始第8天，红六军团攻克了湖南新化城，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王震，第四人夏曦，第五人萧克。肖克和王震都是年仅26岁的年轻将领，由于两人密切合作和果断指挥，突围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所向披靡，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于是利用在县城“老屋陈家”难得的休整空隙，师团以上22个指挥员和一名警卫员，聚集在空坪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据记载，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红军高级将领集体照片，这是仅有的一次。集体留影后，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等人就英勇牺牲了。这张照片的幸存者，建国后萧克、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周仁杰等8人被授予中将、少将等军衔。照片的摄影师是当时新化一名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胡永康。他从一位牧师那里学会了照相，五四运动后回家乡开了一家照相馆。建国后这张照片的发现帮助摄影师洗脱了落后的罪名，并成为新化县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的重要物证。
反“围剿”中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三个战士严肃地站在树叶搭盖的掩体边，把象征工农革命的红旗放在显眼的地方，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反“围剿”的战争最后将要失败，而自己也将踏上万里征程。这幅图片中所显示的战士们的气质以及寻个年代的风尚，在今天看来，恍似某种仪式重现。
支援反“围剿”的苏区少年先锋队。
这些战士多数是出身乡村农民家庭的青少年，意气风发，他们接受了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的启蒙，革命对于他们类似于正在发生青春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作为精神上的某种象征，他们显然有着与他们同代的少年不同的气质。
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长征之路。并完成了他们成为革命者的想象力。
在反“围剿”中行军的工农红军，他们戴着各种样式的草帽、绅士帽，有的甚至把毛巾盖在头上，他们的衣服和武器也是五花八门，但斗志却依然高昂。在经历了四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之后，国共双方的精神状态都进入比较亢奋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第四次围剿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清除了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根据地中的两个（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击溃了3支主要红军中的两支，并且总结出必须改变军事战略对付红军。但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似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坚持按照老路走下去，就可以继续取得坚持下去。
第四次反“围剿”后，朱德在红军机枪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此时的朱德已经完全没有一个曾经旅法留学的旧派军官的形象，他剃着光头，腿上绑着绷带。
朱德在许多西方人的书写里，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男人与指挥家。他的温和其实很令人难以想像他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着留洋以及旧军官的经历，然后成为红军的杰出领导者以及缔造者之一。他似乎永远都沉默着，四川式的方言、方正的脸、毛泽东的战友……这些词如此集中的被安放在中国的某部分历史里。
1933年12月15日，被国民党部队俘虏的红军士兵，其中相当部份是农民的孩子。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更多的对这支“叛军”，并且自立政府的军队，采取了严历的打击。委员长蒋介石相信德国人的战术，围杀着这些装备极差，领导力处于不断的变换以及仍在寻找真正的革命方向的军队。委员长的收获非常多，从红军不断的壮大以及最后流失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军队的胜利究竟有多大，而对于一支流浪与被追杀的军队来说，是多么的耻辱以及难以忘记。这些被俘虏的战友们，他们在前进的路上失散了。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