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苏云。
1948年，项苏云被送往苏联学习，同一批去的共有21人。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高岗的儿子高毅，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一共21人。学成归国后，项苏云在纺织部门工作，1991年在中国科协退休。项学诚建国后曾在北海舰队工作，于1974年去世。
在绝望的尽头，一股精神力量悄然复苏。与张亮走散的周月林，孑然一身又上路了，她要去找党，找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战友。从上海转道武汉，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要介绍信，她从监狱出来，哪里有什么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找什么组织？周月林盘桓数日无果，只好返转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从此，她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在苦难中熬煎。
落拓时刻，追思亡夫、莫斯科、上海、共产国际……亡者的世界，是生者世界的折射。那年她才31岁，丈夫没有了，还有3个孩子在世。在白色恐怖中，她的儿子小沙洲留在瑞金。那位妇女干部为了保护小沙洲，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仍被“还乡团”捕获，押于大牢。在诸多折磨、虐待中，小沙洲不幸生病夭折。
遥远的莫斯科，犹如星际，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火星”、伟烈，你们在哪里？
望眼欲穿，总有消息，却总没有确凿的消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学生，逐渐长大，陆续回国。
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回忆：“1940年至1941年，我们都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诺云丝卡娃.伊斯克拉是在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5年期间离开国际儿童院的，但确切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我们同学都不记得了，就连留在苏联工作的，与伊斯克拉较要好的同学也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也不通信。我们同学们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亦相似：“关于伊斯克拉的消息，目前我也不知道，过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认识她。从我回国后（1941年）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至于她的弟弟伟烈我记忆中没有印象……”思念与痛苦，使周月林堕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周月林心中终于亮起了一团火花。她从报纸上得知，许多往日的熟人，都相继担任了领导职务。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中第一名女党员副部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向张琴秋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伸出了求援的手，请他们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老熟人的帮忙在缓缓进行，新一轮希望冉冉升起。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又一个晴天霹雳，她欲成为正常人，反而变为阶下囚。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呢？和瞿秋白一起被俘，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
正遇肃反运动，一个高潮紧接着一个高潮之时，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因无任何证据，案情拖宕10年。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
从此，以这一冤案为根据，一些书刊文字大肆描绘：在“瞿秋白”一案中，张亮属于自首叛变，而周月林则可能附和了张亮的叛变，附和了叛变也就是叛变……随即，连长眠九泉之下的瞿秋白本人，也长期被当作“叛徒”。
生命之火，忽明忽灭地延续。
1977年12月，周月林服刑期满本应释放，然而鉴于“罪行重大”，她继续被关押在狱。年迈体弱的她，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悲伤，一息尚存，她仍要挣扎、喊冤。在山西榆次市女子监狱，她疯疯傻傻，神经好似有些失常，反反复复写些纸条，写了撕，撕了又写……
一天，一位很有责任感的监狱负责人，从她身边拾到一些碎纸片，感到这个“女犯”有冤情，他让周月林再写一个详细材料，1979年8月，周月林在劳改农场再次提出申诉。那位监狱负责人负责任地将其转给了上级。
此案涉及出卖瞿秋白，历时数十年，案情非常重大。有关部门认真核查。结果，在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从而推翻了原先“张亮、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