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供应不足，买收军粮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军队外来，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尚嫌不足的粮食。
红军一驻扎久了，就会与藏民发生争粮情况，并由此而引发武装冲突。时值隆冬，部队物资匮乏，连过冬的棉衣都无着落，战士们把树上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饥饿难忍，只能以野菜充饥。这时，张国焘又打算西出青海。但一经探路，从那里到青海路途遥远，渺无人烟，绝路一条。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又没有勇气承认南下失误，更不愿马上率部北上。
就在这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工运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虽然与张国焘有过患难之交，但他听取了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中央负责人的解释后，坚决地站在了中央一边。中央对张国焘的态度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于党内过去的争论可以等待共产国际或者党的“七大”解决，但在组织上对张国焘仍须积极团结，以免其自弃于党。林育英支持党中央的立场，并接受中央给予的任务，负责劝告张国焘接受中央的意见，率部北上同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来人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要求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是衔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又是自己的老战友，也是采取了这种态度，张国焘内心震动很大。莫非自已真的是失道寡助？他的顽固立场开始动摇了。
同一天，洛甫又致电张国焘，说：“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关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争论，洛甫代表中央要求张国焘仿中共东北局例子，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由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已有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
张国焘收到林育英和洛甫的电报后，于一月二十七日复电，虽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却又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的恶根”。他仍坚持自已成立的“中央”，而不承认中央。他还说：“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在原则问题上，中央是不会向张国焘让步的。二月三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陕南有大块苏区，四方面军第一步以向川陕、陕甘之处及陕南行动为宜。”十四日，林育英又和洛甫致电张国焘，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方案。
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以靠近苏联，思想上有所转变。二月中旬，他以自己的“中央”发布《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指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在三月十五日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四月一日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却继续攻击中央，吹嘘自已南下是“正确”的。他不是要去陕北与中央会合，而是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
五月二十日，林育英和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致电张国焘，提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现在“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关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中央表示可以“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二十五日，再致电张国焘，劝告“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
三十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表示要“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
六月二日，他在宣布解散另立的“中央”的同时，要求中央同时也解散，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中央职权，新的中央组织待将来或党的七大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