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的资格，可以说是没有人能比的。“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党的“一大”他当选为中央组织主任，与陈独秀和宣传主任李达是中共最早的三位中央领导人。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他都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次进入中央常委会。1931年4月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以后，他开始在那里执掌大权，独挡一面。在朱毛红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同时，他所率领的部队编为第四方面军，此时拥兵8万多人马，比红一方面军多三倍。

    他两次迁移根据地，第一次从鄂豫皖边区迁移陕西，第二次从陕西迁移川陕边界。他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副主席当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方面军副总指挥是王树声。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他和周恩来。其他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洛甫、朱德、博古、王稼祥等，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才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周恩来能与之抗衡，其余的人他均不放在眼里。

    两河口会议后，部队应按照会议的决定，攻下松潘，扫除北上障碍。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他明知道，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这时集中在懋功、两河口之间，这个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里都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嵋山附近，情形也是差不多。至于西康省，情况更差。如果红军集留在这个地区，蒋军封锁了岷江上游，将来北出就更为困难。所以，他在两河口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红军继续北上，到川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会后，他想来想去，觉得对他来说部队北上并不是头等大事，权力分配才是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中央把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增补进军委，可他认为这远远不够，光进军委不过是徒有虚名，实权还是操在别人手上。自已手下兵强马壮，岂能听命于人，任人摆布！他越想越感到愤忿。

    为摸清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和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张国焘派秘书黄超前去刺探。黄超跟随张国焘多年，为人圆滑，办事比较干练，深得张国焘的信任和器重，是张国焘的心腹。他耍出各种手腕，果然不辱使命，很快就掌握了一方面军的实力和中央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情况。

    黄超回来向张国焘、陈昌浩汇报了他所打听到的红一方面军的情况。他说红一方面军把各军团分散布置，显然是对他们有防备，不让他们弄清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尽管红一方面军早有防备，而且布置得比较周密，但还是瞒不过他的眼睛。虽然准确的数字他一时拿不出来，可他敢断定，红一方面军现有兵力是在2万至3万之间，绝对不会超过3万。作为主力的林彪的1军团和彭德怀的3军团，每个军团也不过3到4千人，相当于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师。5军团和9军团更少，只等于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的兵力。

    在张国焘问起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情况时，黄超说红一方面军的装备差到简直叫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哪里像是一支军队，跟叫花子没什么两样！他们的重装备全丢光了，现在每个连队仅有一两挺轻机枪，有的连队连一挺轻机枪都没有。大多战士身上只有几发子弹，不少战士早就没有子弹了。陈昌浩也说红一方面军连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首领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所带的部队能好到哪里去！听黄超那么一汇报，张国焘断定红一方面军现在根本就没法打仗了。陈昌浩说这样的队伍没法跟蒋军打了，今后打仗得全靠红四方面军了。想着这些，他们就愤愤不平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连吃败仗，把红一方面军打成这个样子，凭什么到头来倒叫红四方面军听他们摆布呢？

    黄超说：“那就要我们张主席拿出高风格来，完全不计个人职位地服从他们的领导了！”

    张国焘冷冷一笑，说：“我个人的职位是小事。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打了那么多败仗，把一支本来很强大的部队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能听命于他们呢？就算我张国焘一个人想得通，我们四方面军八万多将士能想得通吗？”

    陈昌浩说：“张主席说得对，我们不能听命于他们，绝对不能！以后该怎么打，还得照我们的办法干。”

    张国焘最为关心的是中央的实际军权掌握在谁手上。黄超根据近来打听到的情况，汇报道：“他们离开江西转移时，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一切。因为打了败仗，部队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下面意见纷纷，要求改变军事指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撤换了博古和李德，保留了周恩来原有职位，增加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

    张国焘听黄超那么一说，断定中央军事指挥权是掌握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手上。陈昌浩有点想不通，认为可从组织形式上看，毛泽东只不过是政府主席和军委委员，在军队并没有重要职务。据他了解，在一方面军，一切军事问题都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张国焘笑了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