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吃不消啊！”
见王稼祥公开支持林彪、彭德怀他们的观点，毛泽东将烟蒂往地上一摔，站起来大声向大家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一再强调，现在不是在跟数十万强敌决战，而是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运动战，不多转圈子多跑动，怎么能甩掉敌人？当然，多跑动也有损失。但这是值得的，这种损失跟盲目进攻强敌所造成的损失比，那是小得多了。部队现在具备进攻敌人的条件吗？反过来说，部队多运动，迷惑敌人，一方面是为了摆脱他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寻找战机，有把握地攻击他们。
王稼祥摇了摇头，反驳毛泽东的话说：“采取运动战摆脱敌人，这个策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运动而不战，这样既造成大量减员，又不见得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部队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得很，以后怎么能打好仗呢？”
毛泽东争辩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是对敌人的最大威胁！运动而不战怎么啦？只要我们一天不运动，就要陷入敌人的重重围困，就象陷入泥潭一样！我们现在多跑路是有好处的，多跑路才能摆脱敌人嘛。”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看法。”周恩来一发言，就表明了态度。“我们必须摆脱强于我们数十倍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多种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多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
大家望着周恩来，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接着说：“遵义会议后，泽东同志参加军事指挥，他在我们三人团中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战术，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正确指挥，我们才能迷惑敌人，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
大家听着周恩来的发言，没有人插话。
周恩来望一望林彪和彭德怀，语气严肃地说：“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团才两个月，中央是全权委托三人团指挥军事嘛，现在又提出要设立前敌指挥机构，我看没有必要。大敌当前，提出这种建议，是不严肃的，也是错误的。”
林彪脸膛赧红，垂头不语。彭德怀脸阴沉着，也不吭声。其他人互相张望了一下，也不说话。这时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军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说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其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林彪在这时候批评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提出设立前敌指挥机构，以削弱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显然不合时宜。
洛甫见周恩来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便改变了说话的口气，说：“这段时间，部队疲劳和掉队减员的确严重，但这是不得已的。正如泽东、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看来，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点理解不够，对部队的宣传教育也不够，所以……”
“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念，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毛泽东截住洛甫的话，厉声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光转圈子不打仗会把部队拖垮。我看你们的这些动摇情绪才会把部队拖垮！掉队减员就以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多跑路吃了苦头就想变换指挥组织，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彭德怀嘴撇了撇，不服气地说：“批评就批评嘛，给人家扣这么大的帽子干什么？”
林彪也恼怒地顶撞说：“这种粗暴的批评方式，我是不能接受的！”
洛甫见争论双方都分外眼红，赶紧解危说：“泽东同志，你的话也说得太过火了。批评可以，怎么能乱扣帽子呢？”
毛泽东也觉得自已一时气愤，有些冲动，说话是过火了。他狠吸着烟，不作声了。
“泽东同志的话是有点过火，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周恩来望了望大家，那语气不容辩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时间从中央领导层到部队基层，确实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与强敌周旋多走路，造成一些减员，下面产生了疲劳畏难情绪，发了一些牢骚怨言，作为指挥员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光看到部队疲劳减员，更应该看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中新的三人团成立以后，指挥部队二攻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数十万强敌甩在后面的这些战绩。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时候要求变换指挥组织，就是对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的否定，也就打乱了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
洛甫面露愧色，承认部队对光转圈子不打仗，疲劳减员情况严重，原先他也持批评的态度。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后，对这些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看来，毛泽东、周恩来两的意见是正确的。
王稼祥也指出，向中央汇报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造成的疲劳情况，这一点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但这时候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这是错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作崇，必须在部队中肃清。对草率地支持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观点，他感到愧疚。
最后，洛甫批评林彪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