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第二天又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1、 3军团后方部队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这时候，对红军威胁较大的首先是蒋介石嫡系薜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黔军，其次是川、滇、湘三省军阀部队。
蒋介石嫡系中吴奇伟纵队在遵义战役中新败，元气大伤，现尚未恢复，驻防于乌江南岸地域。黔军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在遵义战役中几乎被打垮，元气丧尽。只有驻防仁怀、长干山地域的周浑元纵队实力还在。
毛泽东认为，趁吴奇伟、王家烈尚在恢复元气之机转向西北长干山地域，诱出周浑元部在运动中消灭。因为周浑元部还没有吃到红军铁拳头，可能傲进而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消灭。
同一天，朱德和毛泽东在鸭溪就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致电周恩来报告：“周：（甲）明6日以遭遇敌于白腊坎以西之目的，一军团及朱团由北向南打并抄至敌后，三军团由南向北打，五军团位于白腊坎为预备队。（乙）松林方向发现散兵骚扰，你们及各后方部队以进至鸭溪花苗田至八流水之间为宜。（丙）九军团6号应撤至八流水附近以便警戒大渡口。（丁）敌如不进，明晚须决定行动方针，你们宜接近前线，我们6日在白腊坎。”
毛泽东、朱德判断周浑元纵队的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共7个团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耀煌师6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军何知重3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据此，毛泽东朱德命令红1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6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红1师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红2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红2师前进，受林彪、聂荣臻指挥；红3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3个团经温水大山西端向侧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牵制何敌。红5军团为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6日，务军团以猛烈动作解决肖谢两师，7日继续对万师作战。按照此作战部署，利用敌军在运动中傲进弱点，有把握地消灭周浑元纵队肖谢两师7个团，然后连续作战再继续消灭周浑元纵队的万师，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以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然而，蒋介石吸取遵义战役惨败的教训，认识到红军不是溃败逃窜之师，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无法速战解决，只能搬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堡垒主义战术，对红军围追堵截也要打持久战。于是，严令部队未经他允许不准擅自进退，而是要逐步用堡垒缩小包围圈，让红军来攻堡垒，进行决战。由于敌军这一战略战术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几次诱敌深入计划未能实现，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意图也空落了。
为打乱蒋介石的“围歼”部署，周恩来、毛泽东将计就计，让红军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的蒋军，实则准备在蒋军重新逼近时再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动。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徘徊诱敌时，蒋介石分析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消减，不可轻视；一方面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粮食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
于是，他于3月9日发布命令，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将红军围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林彪、聂荣臻面对敌情瞬息万变，红1军团指战员求战心切，于3月10日致电中革军委：“关于目前行动， 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同时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
遵义会议批判李德个人包办军委工作的独断专横作风，以后凡军事问题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都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进行集体决策。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在周恩来、毛泽东、洛甫、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中传阅后，洛甫立即在鸭溪召集党中央、军委及红军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洛甫一向作风民主，接任中央总负责人后，讨论什么事都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参加会议的十多人都赞成林彪、聂荣臻攻打打鼓新场的方案。唯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
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光考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更要考虑打鼓新场周围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孙渡的四个旅。一旦我们攻打打鼓新场，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王稼祥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周、吴、孙部有所反应之前，拿下打鼓新场。”
毛泽东说：“在我们对敌情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你们可能只想拿下打鼓新场，而忽略了由此引起的意想不到的恶果。战斗一打响，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我们有被围困的危险啊！”
王稼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