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窘。自从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以来，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凡大事小事都通过李德发号施令，是不会亲自到军委总部来的。今天突然光临，就像周恩来说的算是“屈尊”了，难怪身为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感到惊奇。
周恩来拿着一根小木棒，对着墙上的大幅地图比划着，向博古讲解敌情动态。
中央红军在黔东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一带击溃王家烈部后，南面的桂军也向马场坪前进。从最近蒋军薜岳部入黔后，桂军与粤军的动向看，李宗仁极有可能与陈济棠联合，乘我西进之机，抢先入黔以控制整个贵州局面。因为桂系的财源有一半来自贵州运鸦片的税收，贵州的鸦片是要经过广西外运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比李宗仁、陈济棠傻，早在桂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经水路到柳州时，蒋介石就命令薜岳抢占贵阳，并任命薜为贵州‘绥靖’主任。
现在看来，对中央红军构成威胁的只有薜岳部。红1军团调往北面，在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川军；红3军团放在南面懒板登至乌江一线，警戒周薜纵队与黔军，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红5军团放在遵义东南的珠藏、团溪一线，扼守乌江的袁家渡、孙家渡、江界河各渡河点；9军团警戒东面之敌，驻防湄潭一线。西面敌人尚未插足，暂不考虑驻军。
博古又点了点头，说：“恩来同志，这些事由你定。我还有些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原来我们是表错情了！”朱德不悦地说，“你要早说要跟恩来商讨军机大事，我和伯承早回避给你们腾地方了。”
博古笑了笑，说：“不用腾地方，你们也坐下来给参谋参谋，不是很好吗！”
“你们最高首长议事，我们插什么嘴？级别差一截哩！”朱德自嘲地说着，就和刘伯承走出去了。
博古要跟周恩来商量的是，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问题。起初，只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主张要开会，经他们三人鼓动呼吁，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开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瞧这声势，这个会是不得不开了。
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尽管因军事上的失利遭受的非议颇多，但这还不至于动摇到他的绝对权威，这一点他还是很自信的。因为他的这个权威不是篡夺来的，而是共产国际和王明钦定的，他的一行一动都有共产国际和王明给指明方向，是非曲直由莫斯科裁决，这里的闲言碎语何足惧？
使他烦恼的是，现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更使他担忧的是，周恩来的观点已逐渐向毛泽东他们倾斜！这是他怎么也料不到，也是想不通的事情。对此他只能无可奈何，周恩来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这个人他是不能得罪的，尤其在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本来，要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博古也觉得未尚不可。如果这个建议是别人提出来，也许他不仅不反对，还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偏偏这个建议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什么心里也不舒服。他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而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格格不入的。
仅凭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理睬毛泽东的建议。可与莫斯科失去联系以后，麻烦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在通道会议上，由于周恩来的支持，部队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变了行军路线。原以为一向策略灵活的周恩来，是因敌情所迫而不得不暂时采取此下策，他也就妥协让了一步。岂料，到了黎平会议，干脆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都不放在眼里，对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原定计划全盘否定，让毛泽东的主张占了上风。实际上，这是为毛泽东东山再起大开方便之门啊！
这时，与周恩来单独坐在一起，博古内心的懊恼仍没有消散。只是，身为党中央总负责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应让心底下的情绪流露出来，就尽量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他说：“恩来同志，如果这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你估计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周恩来说：“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大不了是大家敞开胸怀，痛痛快快地争论一场而已，这也是正常的嘛！”
博古苦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不想开这个会，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现在流言蜚语那么多，各种观点把部队的思想都搞乱了，开会一总结，是非曲直不就明啦！再说，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说了算的，还得上报莫斯科审批嘛。虽然与莫斯科的联系暂时中断了，我们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凡事还是要听莫斯科的指示啊！”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刚才我已经把敌情跟你说了。这段时间内，敌人大规模进攻我们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遵义开会的条件是具备了。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的话，我建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日期应宜早不宜迟，最好不要超过本月底。”
博古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找你商量这事来了。”
周恩来说：“对五次反‘围剿’以来有关军事问题的争论，现在已经波及军团一级，各军团指挥员也有不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