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下辖第1、4、5各路，计7个师兵力；以薜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下辖第2、3两路，辖8个师又一个支队；以刘膺古为预备兵团总指挥，辖两个师又一个旅。以第1、2兵团追击红军，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的红2、6兵团。
与此同时，桂系也对其所属两个军5个师重新进行编组，以第15军副军长夏威为第1追击队指挥官，下辖第43、44师；以第7军军长廖磊为第2追击队指挥官，下辖第19、24师；第15军45师留守后方。
当时，湘、桂系都判断红军将由大埠头经车田出城步。何键令其第1、2兵团的15个师又一个支队，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方面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对红军进行前追后堵。其中，第1兵团以一个师追，两个师进驻武冈，三个师沿梅溪口经新宁至城步截击红军，另一个师前出洪江作攻击准备。第2兵团八个师又一个支队向武冈集结。桂军以第1追击队在红军左后方追击，第2追击队进驻龙胜。表面上桂军似在配合何键，其实是在迫红军尽快离开广西地盘，并防止红军在城步受阻回师龙胜、三江，威胁柳州。
此时，已经初步摆脱李德并实际全盘指挥红军行动的周恩来，在获悉敌情变化后，立即与朱德商量，于12月3日果断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并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的原定计划，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
军委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电报说，全州蒋军约一师，3日进占大埠头。全州桂系一赔，2日占界首，3日未向路江圩（洛江）进攻。估计全州蒋军十六、十九师主力将经大埠头向我尾追；桂系主力将采取由兴安、大溶江口、灵川向龙胜并行追击，并企图在龙胜实施堵截；由界首向华江将为其辅助的追击。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其任务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并钳制企图向我翼侧截击的湘桂之敌。我前进道路采取北经小李、西山岭、社水、皮水、隘向龙胜以北，南经枫木山、广塘、千家寺、中洞向龙胜及中间由枫木山经塘坊边、两渡桥的诸道路。
次日，又决定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军委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电报说，蒋军十六师占领大埠 后，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绥宁、通道向我截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定明五日晚上，调整军事部署为：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应进至社水、凤水、茶坪地域；三军团主力应进至中洞地域；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前进至中洞地域；军委一纵队进至塘洞、源头地域；五、八军团进至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地域。
由于能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使刚刚经过湘江恶战尚在疲劳中的红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人硬拚，使何键和李宗仁、白崇禧以优势兵力在新宁、城步至武冈一线堵击红军的计划落空了。
桂、粤、黔三省，在鸦片烟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此时，桂系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集结于武冈至洪江一线，湘军以重兵布置于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黔东南极为空虚。但是，蒋介石却限制桂军入黔。李宗仁、白崇禧一眼就看出来，何键意在自保，蒋介石意在图黔。一旦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对广西来说不仅失去主要财源，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一个威胁。
于是，两广军阀经过秘商，联合向蒋介石请缨入黔追剿红军。蒋介石当然不会上两广军阀的当，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便令其嫡系薜岳部兼程进入贵州，并任命薜岳为贵州绥靖主任。蒋介石捷足先登，两广军阀无可奈何。蒋军内部的利益争夺，使他们无法集中全力来对付红军，造成黔东南的空虚状态，对红军入黔十分有利。
自从渡过湘江进入老山界以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在一起行军，开始对三人团提出批评。这些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
批评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蒋军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蒋军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蒋军的方针；一是把战略转移搞成大搬家，使战斗队都成了掩护队，沉重的负担拖住整个部队的后腿，结果在湘江损兵折将。
对此，周恩来不像博古、李德那样惊诧。他认为，在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并进行争论，是正常现象。至于毛泽东他们三人批评三人团，只要这种批评是公开进行的，那怕批评得再尖锐，也不足为奇。第五次反“围剿”确实是失败了，战略转移行动确实在湘江遭受重大挫折，这是全军上下有目共睹的事，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然而，身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他们的批评，内心也无法做到完全镇静。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西征转移以来遭受的重大挫折，他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虽说在战略战术上，他对很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博古、李德不同，并因此发生过多次争论，但当他以一票对两票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