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即中央苏区南线，属广东军阀陈济棠管区。如果能够与陈济棠达成某种秘密协议，那对红军主力顺利撤出中央苏区，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在三人团中产生了意见分歧，因为博古和李德把陈济棠与蒋介石看成是一丘之貉，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周恩来对此没有屈从，而是绕过三人团，由他和朱德直接领导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
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素来很深，他曾三次反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他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他只愿防堵红军入粤桂，不愿被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上其“一石二鸟”的圈套，更不愿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夺了他的地盘。因而他“进剿”红军行动迟缓。
这年5月，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 攻占了红军据守的筠门岭的部分阵地后，就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势，另一方面又极端秘密地派他的高参到瑞金和筠门岭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相进犯的谈判。
蒋介石虽怒斥其“借寇自重”，但疲于“进剿”红军，对他无可奈何。6月，中共中央以苏维埃中央政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号召蒋军官兵：“㈠你们不要打红军，或者枪口朝天放！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决不先来打你们；㈡快点约定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
7月，又以毛泽东等的名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在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8月21日，周恩来致电项英，要红军总政治部后方办事处赶印《告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5000份送到南雄、大庾，以加强对白军的政治攻势。在军事上，红军加强了粤赣地区的力量。8月22日，周恩来给江西省委写信，指示信丰、大庾、南雄等地要大发展，以便巩固后方。不久后在赣南成立了红8军团，以抗击南线蒋军陈济棠部队。
红军在中央苏区南线增强力量，陈济棠深感威胁，既恐惧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攻。于是，他便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摆出打的架势，以应付蒋介石；一方面决心与红军谈判。
9月下旬，陈济棠派代表李君秘密到瑞金，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讨了联合反蒋和停止内战的方针。9月27日，陈济棠授意其驻筠门岭的第2纵队第7师红军来电：“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很快就确定了谈判方案，选定了红军参加谈判代表的合适人选，并交换了通讯专用密码以及联络地点和办法。起初，陈济棠想以广州为谈判地点，因为时局紧张，周恩来建议谈判地点改在寻乌。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他最信任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黄延桢等。
黄延桢是驻筠门岭的第7师师长，与陈济棠私交堪笃。10月初，联络有了一定的进展后，以朱德名义发出《关于抗日反蒋给陈济棠的信》。
信中指出“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趁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力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信中提出在筠门岭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协商内容：“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严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及其附郭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方面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10月1日，陈济棠通过驻筠门岭第7师给红军来电，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门题，并催促速派军事负责代表去广州谈判。周恩来立即呼应对方要求，在选定潘汉年、何长工为谈判代表的同时，与对方约定了电台的通讯代号，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资深无线电专家为译电员，以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当日，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催促对方迅速答复朱德在信中的要求，以便准备协商，并建议红军代表至筠门岭经过第7师传达一切。对方接电后，即答复同意谈判地点在寻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