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军作战，而让19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这样，周恩来原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和19路军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了。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社论，没有把福建革命政府看作抗日同盟者，而错误地指责“19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反军阀官僚豪坤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福建事变发生后，正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异常紧张，因为他极害怕红军与第19路军联合。一旦这样，不仅他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化为泡影，甚至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得到第19路军助一臂之力后将如虎添翼，迅速全面反攻。他每天都要找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询问是否有红军与第19路军联系的情报，后来没有发现此种使他忧心忡忡的情况，他不由发出一番不幸中之万幸的感慨。
为了镇压第19路军，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出9个师，与其他部队组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进攻，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一来，本来投入“围剿”中央苏区的大部兵力被抽调去镇压第19路军，同时也把保卫京沪杭的第87、88师也抽编到“入闽军”中，造成后方十分空虚，连南京的防务也是由一些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军事领导人积极向中央局建议，红军乘机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求打破蒋军的“围剿”。李德、博古、项英等人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红3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作战方针，12月2日在黎川城东的团村与蒋军12个团激战。由于红1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击溃战，蒋军大部得以逃脱。
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认为如团村战斗中红1、3军团联合作战，战果必不至于如此。提出目前红军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技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主力决战。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应力求“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便我战略转移。”
13日、14日，中革军委连复电，不同意周恩来、朱德的提议，并下达重新布置密令，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军团及4个独立团编成西方军，西调转移到永丰地区与税警团作战，以第5、7军团及部分地方部队编成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以第9军团及2个独立团编成中央军，牵制蒋军，策应东方军和西方军作战。这样，红军主力进攻蒋军构筑的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19路军作战。项英并在24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使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无法工作。
“这简直是瞎指挥！”周恩来冲着博古、项英他们的电报反感地说。“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老是怕我们拉队伍去配合19路军作战？老蒋消灭19路军后，马上就可以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一点他们怎么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呢？”
身经百战的朱德也想不通，直摇头说：“既然他们不相信19路军，自然也不会同意我们配合19路军的方案。他们只想瞧19路军被老蒋消灭的笑话，哪里会想到，这事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周恩来说：“他们只会对着地图向我们发号施令，却对前方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还强迫我们绝对听命于他们，这怎么能打好仗呢？现在叫我们去进攻老蒋的碉堡线，那不等于送死吗！”
朱德说：“恩来，这话你可不能对他们讲，当心给你扣一顶右倾主义的帽子！”
周恩来说：“这回我不能再忍了。叫他们这样瞎指挥下去，非乱套了不可。这是战争，不是儿戏啊！”
这样，周恩来于12月16日致电博古、项英，对中革军委下达给前方的命令屡次变更，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一事提出批评，愤慨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再次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周恩来的此电显然惹恼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批准，决定将前方红军总部并入设在后方的中革军委，把周恩来和朱德调回瑞金。从此，李德、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