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许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电报说“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电报强调：“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电报说：“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同时，周恩来再一次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惟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关于行动部署，共在前方一地开会，宁都会瞩我犹指示其不对，如前后方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面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恳请你们决定并电复”。
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对周恩来他们的意见执意不理。
2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说：“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当夜，按照周恩来、朱德的命令，红一方面军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外，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秘密向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域转移。2月15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我军围攻南丰既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