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夫人贺子珍正在长汀福音医分娩。他也要到那里养病。
毛泽东神情忧郁，还是不停地吸烟，不停地咳嗽。这是他第二次失去军权了。上次，也就是四年前的那场“朱毛之争”，绝对的大民主使他被迫挂帅印，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时隔不久，由于周恩来主持公道，他很快就恢复原职。这回，四年前的那一幕还能重演吗？
“恩来，这回叫你替我受委屈了。”毛泽东抱歉地说。
“真正受委屈的是你。”周恩来语气里也充满歉意。“没能把你留在前方，是我心里很不好受。你我在战场上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啊！”
“你不要这样自责。”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已经替我受过，这别人看不出来，我毛泽东心里还是很明白的。”
“情况这么严重，这是我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周恩来还是自责道，“这是我粗心大意了啊！要是早料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策略，情况决不至于这么糟。唉，这是我的失职啊！”
毛泽东拍一拍周恩来的肩膀，说：“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早就看不惯我了，非叫我滚蛋不可啊！”
周恩来心情沉重，不知如何安慰毛泽东。他与毛泽东共事仅几个月，时间虽短，却合作愉快，战果辉煌。他多么需要这样的合作！可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种合作被强行拆散了。尽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冒着被指责为调和主义，替毛泽东的错误打掩护的危险，竭力把他留在前方，还是无法挽回。他为此而痛心疾首。
他长期负责党中央实际工作，一向以严于律已的作风著称，原则性之强无人能及，这早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对于组织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对每一个决定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已的观点占上风。他对于党的决定，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而当党的决定获多数通过并形成决议后，即使他有异议，也只能保留意见，忠实地去执行党的决定，从未抵制过。这回，在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他也是这样。
他和朱德一直把毛泽东送出宁都城外。秋天已至，山坡上的野草开始变枯萎了，树叶也开始随着秋风飘零了。
分别的时候，周恩来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忍松开。他内心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事至如今，还能说什么呢？还是毛泽东先开言。他说：“前方什么时候需要，我毛泽东随喊随到。”
“你多保重身体！”周恩来说，“我们还会在一起带兵打仗的！”
毛泽东握住朱德的手，脸上露出无奈而凄楚的表情，说：“老伙计，人们都说朱毛不能分开啊！”
“但愿这次分开是短暂的。”朱德说。
“但愿如此……”毛泽东喃喃低语。
宁都会议召开期间，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召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说：“分散工作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致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的威信。”
洛甫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电报时，宁都会议已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宁都赴长汀。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的来电精神，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宁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抱怨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即致电临时中央，辩解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最后仍列三人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特意注明“如有便请毛主席一阅”的字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直到26日，才由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