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是共党的实际掌权者，一旦我们给他安上一个‘叛徒’的头衔……”这一招够狠毒，即使不能把周恩来搞垮，起码能给那些共党残余分子内部带来一场大乱！两人就像真的大功告成了似的，兴高彩烈地干杯。
几天后，也就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申报》连续登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则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掣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已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已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口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领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2月20日，上海街头出现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散发的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污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2月27日，中共中央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已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中共地下组织的这些传单、文章通过各种途径很快送到张冲、黄凯手上。但他们俩对这些传单、文章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这些传单和文章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且属共产党内部辩解之辞，对外界影响不大。可3月4日《申报》刊出的一则广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广告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题目是《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张冲将《申报》上的这则启事一连看了几遍，问黄凯这个“周少山”会不会就是周恩来？黄凯查过了，知道是周恩来的一个别名。张冲马上派人去调查巴和律师的背景。巴和先生是在上海的最有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他与共党有关系的情况。难道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周恩来登了这则启事的？黄凯说是大律师陈志皋找巴和先生，要求刊登这则启事的。陈志皋是法租界当了数十年公堂刑庭庭长的陈介卿的公子，在上海司法界颇有名气。可据他了解，陈历来与共党没有什么瓜葛。怪事！难道这个周少山不是周恩来？张冲和黄凯都困惑不解。
又过了数日，他们的密探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回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 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直到此时，他们俩才知道，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呆愣了半天，张冲无奈地摇了摇头，喃喃哀叹：“周恩来，你果真是一只神秘的鹰！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