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会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原来，毛泽东担心红二十八团有思想包袱，不愿意回井冈山。所以在来桂东的路上，尽管行军紧张，他还是特别交代红三十一团三营的指战员：我们去迎回红军大队，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不要讲他们的缺点。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军中领导和红二十八团的指战员，见到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三十一团来湘南寻找和迎接他们，本来就已经十分激动了。而毛泽东对他们的真挚情感和宽阔胸襟，以及红三十一团指战员的热情态度，更令他们感动不已。
两支部队会合的当晚，毛泽东在桂东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宛希先、龚楚、杜修经等领导人。
根据地的失守，冒进湘南的失败，红二十九团的覆灭，一系列的挫折压在与会者的心头，使会议的气氛格外沉闷。
毛泽东介绍了红军大队离开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杜修经检讨了自己在这次冒进湘南中造成军队与边界同归失败的严重错误；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也各自解剖自己，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根据地，并建立一个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统率红军的行动。
鉴于杜修经的错误，会议决定建议湖南省委给杜修经以处分。同时，考虑到湖南省委对湘南工作的要求，以及湘南地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特殊作用，会议还决定杜修经、龚楚两人留下，组建新的湘南特委，并指定杜修经暂任特委书记。
唐家大屋的前委扩大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解决了部队面临的一些问题，使处于困境中的红军主力有了明确的方向。
部队迅速退出湘南，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
湘敌尾追而来，红军只得边打边退，一路浴血奋战，直到进入江西崇义县境，才逐渐摆脱湘敌的追击。
外部的敌人暂时没有了威胁，而此时内部的叛徒却在红四军那受伤的躯体上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捅刀的叛徒是红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在红四军主力向井冈山回师的途中，袁崇全率领红二十八团第二营及团部机炮连、迫击炮连担任全军的前卫。
袁崇全早就有反叛之意。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本来就使他厌倦，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脱离革命队伍，而湘南兵败更促使他叛变步伐的加快。因而，当他受命率领前卫部队时，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他打定主意要拉着自己掌握的6个连队去投靠赣南的敌独立七师刘士毅。
怀着这一鬼胎，袁崇全率领部队不按朱德布置的宿营三江口，而是继续行进到新地圩，远远地脱离了红军大队。
袁崇全的行径引起了机炮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四连连长粟裕等一些连、排干部的怀疑，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果断地将他们掌握的4个连队拉出宿营地，星夜赶路，于翌日凌晨回到军部。
袁崇全的叛变激怒了红四军将士，纷纷主张“打回来”，干掉他！
与袁崇全同为湖南老乡的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则认为可以去“追回来”。他不待朱德决定，就率领二十八团一营往前追赶去了。
时近黄昏，王尔琢率队在思顺圩追上了袁崇全。
“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王尔琢边喊边带着警卫排冲进了村庄。
一些被胁迫的战士听出团长的声音，立即回到了王尔琢的身边。
王尔琢紧接着来到了村中的祠堂，袁崇全等几个头目聚在这里。
“袁崇全，快出来，跟我回去！”王尔琢自认与袁崇全有同乡关系，又是黄埔同学，毫无防范地朝着祠堂大喊。
突然，袁崇全手持双枪冲了出来，对着王尔琢连开数枪。
王尔琢应声倒地，当场牺牲。袁崇全则趁着混乱逃出了村，不久果然投靠了敌刘士毅部。
随后赶来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及红军将士，见王尔琢牺牲，无不悲痛万分，朱德更是抱着王尔琢的尸首痛哭不已。
27岁的红军指挥员王尔琢的牺牲，是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重大损失。回到宁冈后，红四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的悼门上写着“赤潮澎湃”四个大字，两旁用棉花缀贴着的一副挽联，是毛泽东亲自拟写：一哭同胞，二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始休。
而今，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圩的山林丛中，安葬着王尔琢的忠骸，在崇义县人民政府为之修建的陵墓墓碑上，篆刻着萧克将军的题字，寄托着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红军将领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