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这就是后来十六字诀的最早蓝本。它初步奠定了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在与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在研究游击战术。他从南昌起义后部队几次作战中得出教训，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向我进攻时，决不能跟强敌硬拼。同时他还研究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的新战术。坪石大捷，就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他写下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毛泽东和朱德会师后，两人就常常一起研究游击战术。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与扩大，红军的游击战术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丰富、具体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游击战争。
这时候，湘赣边界的红军主力只有4个团，而敌人经常有7至8个团，最多时达18个团。敌众我寡，红军就是靠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一次次地战胜了敌人。在5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红军采取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歼敌大部；攻打永新县城时，红军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击伤敌军师长杨如轩，使敌人不敢分兵，放哨也得派一批人。
正是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进剿”中，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5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援引古今中外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性报告，首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大家分析研究。朱德也对有关游击战术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详尽的意见。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红军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就这样形成了。会后，第二十九团党代表宛希先向驻在永新石灰桥的二十九团基层干部传达了“十六字诀”，并一句一句地作了解释。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红四军于5月中旬、6月中旬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龙源口大捷，就是一个运用十六字诀的最好的范例。
1929年4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将“十六字诀”用文字形式报告给中央，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出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整套游击战术，成为指导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之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军旅之事，未知学也”的毛泽东，不仅“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而且创立了他的游击战理论，成了一代军事名家。
若干年后，在太平洋的彼岸，曾出了一个着名的“游击战专家”，他就是古巴的格瓦拉。他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竟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反复地向古巴游击队员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