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首先在党内进行教育，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并且明确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只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其次还靠敌人来做‘反面教员’，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这样就教育了大家，就是说要在斗争中进行教育。”<bdo>p://ｗ</bdo>
当然，要解决土客籍的矛盾，光有思想教育还是不够的。
在组织上，“毛泽东同志很注意既要培养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乡政府主席或支部书记，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客籍中贫雇农中的党员。”
鉴于边界土客籍矛盾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整治，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采取了断然的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既非土籍、又非客籍的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
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毛泽东及边界特委消除土客籍矛盾的措施初见成效，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
不过，这种矛盾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边界土客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最后终于酿成袁文才、王佐死于非命的大祸。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