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陈毅的手中。阅信后，朱德、陈毅等人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当晚，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不过，会议是由杜修经主持的。会议的议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
朱德、陈毅、王尔琢坚持要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回边界打破敌人的“会剿”；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要去湘南。
“即便是红军大队回边界，也不能解井冈之危，而去打郴州，说不定还可起到‘围魏救赵’的奇效哩！”杜修经振振有词。
“你这是拿红军将士的性命在赌运气！”王尔琢毫不留情地反驳。
杜修经气得涨红了脸，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的杜修经，搬出了“省委”的牌子，压制了不同意见，会议不欢而散。
朱德、陈毅等人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未能奏效。
红军大队离开了水口，很快踏上了湘南的土地，前进的目标是湘南重镇郴州。
亲历者李步云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并作两步走。”
7月23日，部队抵达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翌日，红二十九团在不明敌情、不做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开始了进攻。当时，团长胡少海意欲待朱德军长及二十八团到达后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范石生虽是国民党将领，但他在危难之际曾真诚地帮助过朱德率领的革命军，对此，胡少海非常清楚，所以他提出要等朱德来再作抉择。
果然，待朱德等人赶到时，战斗已经打响。一打听，打的恰巧就是范石生部的十六军四十六师。
朱德为难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湖南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曾说过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自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而现在仅过了半年多时间，就弄得兵戎相见，朱德觉得过意不去，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杜修经可不管什么统一战线，他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朱德不便再说什么，如果他再坚持，不仅要得罪二十九团官兵，弄不好还可能有“通敌”的嫌疑。
再说驻守郴州城的范石生部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对范石生与朱德的关系也很清楚，所以，当一开始听说是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到了湘南时，他并没有当一回事，心想大不了双方打几枪应付应付了事。
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张浩的意料，红军一上来就干真的，一下子就将他的一个补充团打了个七零八落，而且攻入了郴州县城。他十分恼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当即命令驻在苏仙桥的4个团赶赴县城投入战斗。
4个正规团进攻，使进了城的二十九团很快就陷入了重围。二十八团虽然拼力顶住了部分向县城反扑的敌人，无奈敌军太强，加之二十九团不战自乱，郴州城很快就又丢失。战斗打得很艰苦，红军伤亡越来越大。
朱德当机立断，命令二十八团撤出战斗，边打边往资兴方向撤退。
朱德的这一果断决定，保住了红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却消失在郴州城，1000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成建制的只有萧克带领的一个连。
萧克对这段历史记得非常清楚：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我就叫我那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八九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四十五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冒进湘南，终于导致了红四军成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失败，不仅将红二十九团推向毁灭；而且使井冈山根据地丧失了一次巩固和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