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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3日，这是毛泽东带着《双十协定》的成果返回延安的第二天。重庆的蒋介石即向国民党各个战区发出了“剿匪”密令。
政府代表签订《会谈纪要》。这是双方代表签字的《会谈纪要》原稿与这个密令相配套，十年内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拟订，抗战胜利后予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运往国民党各个战区，一一分发到了官兵手中。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责下，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7个师，45000人的兵力，采取并列重叠配套，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交错掩护北进。蒋介石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先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维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三、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察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蒋介石这一招十分厉害。如果他的计划实现，将对华北两大解放区构成严重威胁，进而危及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
面对挑衅，延安方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毛泽东回到延安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立即召开会议，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并亲自草拟了一份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仍放心不下，10月17日，再次致电刘邓：
“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当前这一仗必须打好，如果打不好，被迫再度上山，中国革命胜利就要推迟20年！”
接到延安的电报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不敢怠慢，立即组织力量，制定作战计划。这就是有名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
10月24日，中共参战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日夜兼程陆续赶到战场，形成了对敌军的四面合围。准备于28日黄昏发起总攻击。
为了将全歼平汉路北进之敌建立在绝对把握之上，刘、邓二人根据各方面获得的信息，研究了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方案。
高树勋，字建侯，河北省盐山县人，原系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蒋冯大战，冯玉祥失败，西北军被蒋介石瓦解。整编后的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当时，高树勋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知道这是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方法，所以工作不甚努力。不久，赵博生与董振堂发动宁都起义，高树勋的二十七师官兵都被他们带到了红军那里。为了躲避蒋介石要追究他擅离职守的责任，高树勋逃往天津租界躲避。
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将高树勋请出来，任命他为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负责训练各县保安队的工作。八路军借国共合作的机会，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以高树勋老部下、老同事的身份协助他的工作，一方面使他的势力日渐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高树勋和他部下官兵逐渐倾向进步。
但同共产党的做法恰恰相反，即使是同仇敌忾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也没有改变他歧视旁系的政策，不但在供给上要比他的嫡系差几十倍，而且还要经常监视、分化和并吞他们。
1940年是高树勋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时期。因为他除掉了公开投敌的石友三，被蒋介石委任为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并将他的部队从沦陷区调到了国统区。高树勋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并在其部反动势力的推动下，把共产党员“礼送”出了他的部队。但好景不长，到国统区不久，汤恩伯就收买原石友三的六十九军军长米文和，把六十九军从三十九集团军拉了出去，归汤恩伯直接指挥。这件事如晴空霹雳，使高树勋对老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高树勋独自在办公室里收听广播，突然机要员送来蒋介石、何应钦发来的一封电报。
高树勋接过电报，上面清楚地写着：“命令你部原地驻防待命”几个字。
高树勋将电报揉成纸团，扔进纸篓，若有所思地走出窗外。这时桌上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里：
“重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央社消息：8月11日，蒋委员长发布命令，命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命令国家各战区将士，努力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岂有此理，欺人太甚！”高树勋啪地一声将收音机关上，拿着电报来到了他的官兵中。
官兵们听说老蒋不让他们受降，愤怒地控诉了起来：
“抗战期间，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躲到大后方，留下我们在前线流血卖命，现在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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