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明确提出后，逐步为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5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套《毛泽东选集》。
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他的看法。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生日。延安的一些同志想为他祝寿，并同时提出宣传他的思想。凯丰把这个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凯丰，明确反对做生日。对于宣传其思想，他诚恳地表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默认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但他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1944年年底，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斯坦因来访，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说：
“我也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便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给他们。”
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缺点错误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在七大的预备会议上，他又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
关于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当时还有一种提法：“毛泽东主义”。
1942年2月，张如心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一词。
1944年7月1日，萧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提出应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看到电报后，立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写信，信中说：
“未元电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坚持不提毛泽东主义，坚持不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认为自己仅仅是他们的学生，反映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非常地谨慎、谦虚。在一片颂扬声中，毛泽东能保持冷静的头脑，表现了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