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样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思想不仅贯彻在《决议》中，而且贯穿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始终，并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如：
要“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可采取鲁莽的态度”，“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必须要讲究方法，“好好说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压服只能是压而不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在延安当时形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民主团结气氛，碰到问题能够畅所欲言地展开争论，而又不影响团结。
总之，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延安整风最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范例。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11个月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一天，任弼时收到了王明表示承认错误、拥护这个决议的声明书。
接着，张闻天、博古等发言，拥护这个决议，诚恳地向错误路线下受打击的同志致歉，对决议所体现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政策，感到温暖。博古说：
这也就是纠正了党内斗争的恶劣作风。我知道这个目的是给我们留下余地，但治病救人要有效，必须病人自己有觉悟，有信心，有决心。
任弼时也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批评。他坦率地说：
对毛主席的认识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从莫斯科回来，由于看到《新民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关于战略问题的小册子，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嘱咐，由于“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从前许多同志苦于没有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都要如决议所说像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票子是要兑现的。
对王明的声明书，毛泽东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
这就为延安整风运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整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思想深入人心；通过整风，广大党员和干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化，先要化“己”，才能“化”人，自觉改造世界观。一些同志在反省笔记中写道：
“如果参加党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震动，那么这次整风运动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震动，使我政治生命中共产主义的因素提高到自觉的程度。通过它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病根及改造之途径，同时还略微获得些改造自己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全党上下不仅认识到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而且破除了对领导干部的神秘感和盲从心理，极大地提高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一再强调：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下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该提倡奴隶主义。”
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振聋发聩的，对广大党员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从1945年3月，青年干部蒋南翔向党中央提出《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一事，可以看到这种破除迷信、独立思考的思想成果。
这个长达万余言的《意见书》，不仅对身居高位的康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示“对于抢救运动的总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而且对《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提出了意见，他在肯定九条方针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指出：“严格检讨起来，这个决定就依然有其缺点，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于特务的夸大估计”，“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
《意见书》还对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于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所谓依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