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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非常有用。”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它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泛滥于30年代初期的教条主义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谓不努力，也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主观想把中国革命搞好，但客观效果却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其原因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关键在于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国情。
毛泽东是坚持调查研究的典范。这也是他比别人观察问题更敏锐，认识问题更深刻，行动更坚决的“秘密”所在。如在大革命后期，在国民党右派和地主乡绅猖狂攻击和诬蔑农民运动时，党内陈独秀等主要领导人为之动摇，也跟着喊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经过在湖南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农村为时一个多月的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鲜明地表示农民运动“好得很！”认为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足以动摇封建势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认识到调查研究是他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钥匙。
他在宁冈、永新调查的结果，为他领导起义军能在农村山区站住脚，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为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又相继做了许多次调查研究，如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的兴国调查，甚至行军打仗沿途还进行调查。
毛泽东曾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功夫的”，未调查之前，对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没有全般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如何进行土地革命，“观念是模糊的”。“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正因为调查研究如此重要，毛泽东写作了《农村调查》一书，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到延安后，毛泽东不仅能在农村，而且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派人在边区搞调查研究，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以供参考，其中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绥德延家川经济调查》、《党家沟社会调查研究材料》等。
他还多次指示重庆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办事处，广为收集各地的政治经济情况资料，仅1941年5月给重庆的周恩来去电，所要的资料就达十几种之多。
据统计，他还广泛订阅全国各地报刊杂志达三四十种之多，以获取信息。如《大公报》《益世报》《工商日报》《中央日报》《世界知识》《经济建设季刊》《财经评论》《中国农村》《文化杂志》《民主周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四川农情报告》《西南实业通讯》《日本对支那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等。这说明毛泽东虽处延安一隅，却也能知天下事。
交谈毛泽东不仅注意基本情况的调查，而且十分注意对社会发展动态情况的调查。
当时的延安是一个开放的延安，国内的一些政要、各党派人士、各界社会名流、无党派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海外华侨及外国友好人士相继赴延安。毛泽东会见国内外各界人士，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同时也与他们广泛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意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1937年她访问毛泽东时，毛曾向她“问了成千个问题”。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也为了克服教条主义，调查研究不应只成为少数人专利，在整风中，毛泽东决定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41年3月，毛泽东出版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撰写的《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和跋。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回想当年，毛泽东不无感慨，他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号召大家向社会作调查，要有满腔的热忱和求知的渴望，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图为蔡畅在延安1941年8月，毛泽东主持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中央决定各机关都设置调查研究部门，负责“收集国内外政策、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
1941年9月，由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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