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之间。
“扎工”，是有组织劳动的集体雇工。通常是由工头组织10～12个农民，一起受雇于人。
毛泽东指出，以前由上级组织的合作劳动运动效果不理想，未动员农民群众广泛参与；而“变工”和“扎工”的互助形式中一个靠私人关系、一个有剥削因素。必须取消传统的合作中的不良特点，通过组织新型的小互助组来提高劳动效率。合作经济的发展得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加，“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1943年初开始，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农业互助组。据政府的报告估计，1943年春耕前，当时边区30万全劳力中有15%组织了互助组。到夏季，各地有25%～40%的劳动力参加互助组。
像除草这类农活一般都是互助组干的，因为这类活没有交换耕畜那么复杂，特别容易组织。
1944年，边区农民的50%～75%参加了互助活动。
1945年，是互助组的紧缩与巩固时期，参加互助组的人员占28%～45%。
这就是说，从1943年至1945年间，边区有数以千计的农民用合作的办法来调整他们的经济生活。
为搞好农业生产互助，党进行了及时的引导，如强调劳动互助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出现任何形式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指出若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扎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
党还指出互助单位规模不要盲目扩大，像“变工”队不应以乡和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庞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
为吸引群众参加并取得好的效果，要求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来领导。
在收入分配上也摸索出一套经验。在过去劳动报酬是按劳动日计算而不考虑技术和生产能力。为鼓励拥有土地和耕畜的富农加入互助组，互助组在计算收入时根据劳动和在土地、耕畜和工具上投资的双重基础上进行核算，这样使富农和贫农都受到鼓励，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自愿互利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式的“变工”组，有了公举的领导，突破朋友和亲属关系的限制发展成员，实行人力、畜力的互补，不但在耕种和收获季节里“变工”，而且在生产的全过程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变换了形式的“扎工”，没有工头和雇主的剥削，常常是为自己劳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且即使是穷人，也能从合作社或政府得到贷款，雇用“扎工”队耕作，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总之，组织互助组，不仅调整了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基本经济格局，为边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改造农村社会和农村政治创造了条件。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指出：
组织起来，就是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统统动员起来，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以从事生产。
在陕甘宁边区，集体互助的形式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包括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相结合的综合性合作社。毛泽东说：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贫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