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
这是我党前所未有的调整阶级关系的重大政策。毛泽东曾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鼓励”。
文化方面，党努力构筑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框架，在文化建设方面一个重要举措是在军民中开展识字运动，提高军民的文化水平。
当时边区的文化很落后，许多农民目不识丁，革命队伍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文化水平低，特别是战士、工勤人员绝大多数出身贫寒，从小未念过书，参加革命后也无暇学习，仍处于文盲状态。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大力提倡和普及文化学习，兴办各类文化学校，如民办学校夜校、半日校、冬学，还有众多的识字组，机关、部队和经济部门均配备专职文化教员，掀起业余学习文化的高潮。报刊、广播和各单位的黑板报，经常宣传报道学习文化的动态和经验。如中直机关《生活》报开辟专栏，总结工作人员文化学习的经验，介绍方法。延安办有一份《大众报》通俗易懂，专供初学识字的人学习。各文艺团体以及群众性的秧歌队，也把学习文化编排成节目演出，表彰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学习积极分子。有名的秧歌剧《夫妻识字》反映的就是延安农民文化学习的情况。各行各业制定工作计划、劳模条件、奖惩办法等，都必须包括文化学习的内容和要求。如中直机关制订的劳模评选标准和记分办法中，把“文化学习成绩突出者”列为条件之一，并规定可记15分。凡参加学习者，都必须制订出个人学习计划，如每天认几个字，全年会认、会写、会用多少字，列出具体指标，并由学习小组长定期检查。
广泛而持久的扫盲运动，对15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的陕甘宁边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1944年7月，延安市开展的一项“十一运动”，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延安设计的蓝图。这项运动的具体内容是：
（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有一架织布机；（三）每区有一处铁匠铺，每乡有一个铁匠炉；（四）每乡有一处民办学校或夜校；（五）每人识1000字；（六）每区有一处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卫生员；（七）每乡有一处义仓；（八）每乡有副货郎担；（九）每户有一牛、一猪；（十）每户种100棵树；（十一）每村有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
这是共产党人为改变贫困落后的陕北面貌而规划的经济文化建设近期目标，它描绘的是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又起了示范作用，带动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样，全国各解放区都呈现了一种比较民主、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这一点连许多到过延安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
斯图尔特·施拉姆是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学者，他在《毛泽东》一书中说：
“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延安或共产党游击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这里远比在国民党的中国要自在得多。他们被这里所见的正直、关心、进步，首先是被这里的高昂士气所吸引。”
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谢伟思在参观延安后曾写道：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