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得他哑口无言。
何绍南回去后仍不思悔改。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一一五师通行证，冒充八路军贩卖大烟土，破坏八路军声誉。他还继续煽动地方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
在此情形下，边区政府决定驱逐何绍南等一批为非作歹的反共摩擦分子。毛泽东修改了萧劲光起草的致蒋介石等的电文，措辞强硬：“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命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蒋介石接此电报，反复掂量后，觉得此时还不能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舍卒保车，把何绍南调走。
至此，坏事干尽的何绍南终于被赶出绥德。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向边区发起进攻，敌人占领了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山西的阎锡山、朱怀冰也向八路军进攻，大规模地掀起反共高潮。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先从政治上揭露敌人，呼吁不要执迷不悟；同时也给以有节制的军事斗争，指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动员征兵以补充留守兵团和边区部队，严阵以待。
国民党不仅制造军事摩擦，而且在思想战线上对中共发起了进攻。他们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收买了一小撮反动政客、文人，大肆炮制和贩买各种反共“理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一次革命论”，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高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陈词滥调的反动宣传一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定反响，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混乱。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急需回答的问题。
中国该向何处去？毛泽东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已整整100年了，长夜漫漫，应尽快给苦难中的人民指明一条光明之路，让其看到新生的希望，国家的光明前途。这就是他不舍昼夜思考写作的缘由。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大风大浪，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有了充分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已写作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都是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一词。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未来设计一幅蓝图已有了坚固的基石。而且此时，抗日根据地已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根据地建设蒸蒸日上。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从全局角度了解中国国情的机会，也为他进行理论概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经过认真的思索，站在黄土高原上的毛泽东高瞻远瞩，气势恢宏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就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开篇，在毛泽东的笔下，出现的是一个富有生机、红彤彤的中国的轮廓。
毛泽东设计新中国的蓝图时，非常周密，既把它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把握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太上皇”，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又把它放到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据此，毛泽东找到了当前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坐标，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此时的民主主义，既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革命胜利后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首先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写道：“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的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们抛弃，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那么毛泽东设计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新民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构思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呢？
因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尽此责任，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