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可能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这样，无产阶级便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最后，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在统一战线中，千万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使之变成自己的尾巴；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叛变革命的事实，必须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不联合，党不能前进，力量不能扩大，革命不能发展；不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会瓦解，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为他人做嫁衣裳，革命会失败。斗争才能团结，无原则妥协退让会断送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第二个法宝是武装斗争。
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毛泽东非常赞同斯大林这一观点。
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没有民主的半殖民地大国，武装斗争是最好的、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18年来，共产党拿血换来的经验。同时，“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这一思想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欧洲各国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但是，即使是犯有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也认识到中国与欧洲不同，指出：“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
在1928年秋，毛泽东在众多武装起义经验的基础上，在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1929年3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谈到“今后的出路问题”时，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
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联系起来，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这一理论尚未成熟。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完善和丰富了这一思想，反映在《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
到起义和战争时，又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受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从社会条件、地理条件、时代条件方面肯定回答了农村能够包围城市、战胜城市的问题，并且回答了如何包围、占领城市的问题。
他说：“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u>ｈttｐ://</u>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就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更完善，更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
党的建设是第三大法宝。
毛泽东认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要建设这样的党，就必须使党员同志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