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知名人士的工作。在大约半年时间里，毛亲自致函竟达近百次之多，鸿飞南北，对象几乎遍及国民党党政军文化界所有头面人物。信中痛陈中共对寇深祸亟的忧患，申明自相煎熬则亡，举国奋战则存的道理，希望他们共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督促批判，责其更新。
这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诚恳态度，博得了普遍赞同，许多国民党人搬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呼吁国共尽快合作抗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等屡屡公开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的方案，从内部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又率全体红军致函蒋介石本人，再次陈述共产党的愿望，态度至诚，非常感人。下面摘录几段以共飨：
“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亡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仍故不出此耶！”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之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救国救民之豪杰。”
“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烹察之。”
然而，长期以来凝成的坚冰，怎能在顷刻间消融。
1936年下半年，在日本的威迫下，蒋介石态度逆转，对中共态度强硬，秘密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0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认为剿共只剩下最后5分钟，催促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开战，终于导致了12月12日蒋介石被囚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意义重大，正如斯诺所言，“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经历了西安骤变的蒋介石，知道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侮，开始认真调整内外政策，走到谈判桌前与中共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至9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等先后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康泽、邵力子等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
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只设3个师，在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直属行营领导，而不设某路军司令部或总指挥，参谋长只能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且规定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并建议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周恩来等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
就在谈判僵持不下时，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7月9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绶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共赴困难，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表现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在《宣言》中作出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声称“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已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眼看家门口着火了，如不竭尽全力抵抗，覆亡就在眼前了。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华北前线参战，以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于是，他不得不作些让步。8月19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共产党也作了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