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难返，张国焘执意要去阿坝。
于是，中央机关又不得不停了下来，8月2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毛儿盖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生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在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团在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将“西进”和“东进”的分歧摆到桌面上，并说出了自己的东进主张。
出乎意料，大家的意见空前的一致，连陈昌浩也态度十分肯定。
毛泽东见大家的思想统一，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他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在对东进方针进行肯定的同时，指出西进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形势的变化，毛儿盖会议在坚持北上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先期制定的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进行了三个调整：一是兵力部署由分（两路）调整为合；二是行军路线由左右两路齐头北进调整为以一路纵队沿同一路线先后北进；三是红军北进主力，由主要依靠左路军调整为主要依靠右路军。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七八月份，中央将主要的精力用在解决分歧、统一认识上，因而军事行动没有做到不失时机。与此相反，蒋介石则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摸清了红军北上的意图。他调动万大军，布置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
蒋介石自以为他的这次计划天衣无缝，红军插翅难飞了。没想到茫茫草地帮了红军的大忙。
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纵横600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草地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一天之内，风雹雨雪变幻无常。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危险，像女妖一样令人恐怖，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古往今来，不但人迹罕至，连鸟都少出没。
薛岳在《剿“匪”纪实》中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
于是，毛泽东有机可乘了。
从小就喜爱跋山涉水，与自然搏击的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部队征服不了自然。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向一军团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这是生平第一次。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饥饿。部队准备过草地时，虽然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食物，但那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后来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这笔“外债”。延安时，他就曾向斯诺谈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当时，红军中吃野菜、树皮、牛皮鞋的故事不胜枚举。红三军政治部作战处处长黄克诚的警卫员睡了一觉起来，竟然发现首长骡子屁股上的肉被人剜走了一大块，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这事倒提醒了黄克诚，下令把骡子杀了，将肉分给战士们。这条经验不胫而走，红三军团走出草地时，一匹牲口也没剩下。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向恶劣的自然条件挑战，而且还要向人体生命的极限挑战。这是人类生存史上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南下”、“北上”的争论依然在进行……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不断地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并准备派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帮助他们走过草地。
然而，一封封电报，如石沉大海。
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但电报的内容却让毛泽东晴空霹雳。张国焘以葛曲河水上涨为由不但不按中央的“北进”计划指挥部队北进，反而决定左路军回兵阿坝，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要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