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万，战斗力大为增强，北上陕甘不仅有力量保证，而且这里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到这一带建立革命大本营，有助于打开新的局面，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作用。
张国焘展示的理由是：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北进计划”和“南下计划”所展示出的理由都有它的合理性。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北进计划”是一个谋长远发展的计划，“南下计划”是一个求暂时生存的计划。
透过这两个计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张国焘作为两支军事队伍主帅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充满着自信和气魄，而张国焘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战役家，举手投足既没有气度也没有气魄。
“北进”和“南下”泾渭分明。既不能调和，也不能折衷。对于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来说他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表个态而已。
由于“北进”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由于“北进”还有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逐步靠近苏联，以便能寻求接应和支援。因此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纷纷发言，表示了对“北进”的赞同。
博古的发言有些辛辣，他挖苦张国焘的计划是“麻雀飞进了阴沟里”，从而引起了张国焘的强烈的反感。几十年后，他在《我的回忆》中仍忿忿地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
周恩来自然是毛的支持者，但周恩来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平等待人，让坐在一边的张国焘听后不但挑不出毛病来，相反地，对他最后表态赞成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劝说的作用。
两河口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个由张闻天起草的、由中央政治局发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张国焘虽然内心主张南下，但他最终还是对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投了赞成票。为了掩饰他以后出尔反尔的举动，在他的回忆录中，巧妙地将两河口会议的结局“修正”为：会议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毛泽东答应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
张国焘的话显然可信度不高。连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一番考证之后也得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悻悻然告辞而去。